自戊戌变法以后，中国政治就明显呈现出京严沪宽态势。民国以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北严南宽态势并无改变。“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相比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宽松得多。上海文化事业本来发达，出版机构多，报纸刊物多，中外联系广，信息渠道多，加上一市三治，有缝隙可以利用，这是众多政治、文化精英汇聚上海的原因。

　　上海各个区域中，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又以法租界更为宽松。同样的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城市化进程有先后之别。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自开辟以后，很长时间人气不旺，生意不盛。

　　1914年以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一是法租界面积大扩展。二是城墙拆除。三是洋泾浜填平。扩界、拆城、填浜这三件大事，使得法租界与城乡内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成一片，为法租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土地租用、社会管理方面也颇为不同。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法租界的行政权由公董局行使，实质由法国驻沪领事负责，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崇尚的是共和政治价值观，比较重视整体利益，在城市规划、市政管理、公共利益、宗教文化方面比较重视；其土地是按章程整个租给法租界公董局，再由法租界公董局分租给外侨。

　　同样是租界，就地价而言，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面，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同样是租界，法租界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比公共租界严格。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商业、工业比较发达，土地、房产增值快，工部局获得的税收多，政府比较有钱，治安管理比较到位。法租界商业、工业不够发达，公董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比较差，对烟、赌、娼之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五千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综上所述，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周思媛摘自《学术月刊》，熊月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