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之际，宋庆龄顿时失去了控制。她知道为国操劳鞠躬尽瘁，时时关心着自己的那个人真的走了，再也见不到了。泪水不住地从宋庆龄的脸颊上流下来。

    宋庆龄得到通知，第二天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0日下午，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下，隋永清、隋永洁姐妹搀扶着宋庆龄来到北京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宋庆龄忍着悲痛，最后一次仔细端详躺在灵床上的，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二十六岁，他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朋友。生活、工作中桩桩件件的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而周到。多年的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想到与战友的永诀，宋庆龄心如刀绞。告别周恩来遗体后，宋庆龄默默回到了家。她的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本来情绪就很糟糕，听到指责立刻就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作者注）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些“洁癖”。所以，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她造谣污蔑，却从未动摇过她魅力高尚的形象。这次受到批评，在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更何况，批评是由秘书传达，这也是对她刻意地不尊重。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当时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牢骚苦楚，最终还是按捺了下来。

    1月15日，她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在这以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陆续传到了宋庆龄的耳中。这次，她再也无法忍耐了。宋庆龄悲愤至极，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此时的宋庆龄对中国的政局已经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决定回家养老，她随即付诸行动。宋庆龄吩咐杜述周，说她26日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27日。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同一天，她写信给爱泼斯坦：“此信是为了告诉你，我必须回上海去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说那些我还没有告诉你的其他麻烦事。没有必要去麻烦你，你也不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返回上海，离别北京，宋庆龄认真做好了切断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是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密：

    新华社发行科负责同志：

    宋副委员长看的《参考资料》，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大字《参考消息》也请寄上开地址林泰同志收。

    密：

   中国建设杂志社：

    给宋副委员长的杂志《中国建设》和信件等，请邮递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密：

    地安门邮局负责同志：

    自即日起，寄给宋副委员长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刊物、包裹等，请转上海市衡山路徐家汇邮局投递。

    密：

    上海市徐汇区邮局负责同志：

    自即日起，寄给宋庆龄副委员长和林泰同志的信件、包裹等，请投递淮海中路1843号。

    我把这五个函件都公布在这里，是为了使大家了解这次宋庆龄离开北京的决绝态度。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1月27日是宋庆龄八十三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怀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五个多月中，她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委员长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没有携带行李，拒绝回到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一四三五号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朱德追悼会。14日事毕，她从北京饭店驱车直奔南苑机场，乘专机返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解脱。18日，她从上海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月9日，北京再次传来消息——毛泽东主席逝世！惊悉噩耗，宋庆龄火速于10日下午再次返抵北京，下榻北京饭店七零三一号房间。11日、12日、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由于过度的悲伤和衰弱，拄着拐杖的她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起初，宋庆龄还能斜靠着搀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撑，后来，她再也坚持不住，身体直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忙请人要来了一把椅子，她扑通坐了下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了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领导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刚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返回上海。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按照预定的时间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了飞机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错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径直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真相，她真的毫不知情。

    1976年的10月，历史注定要重重地记上一笔。10月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当时还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了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是在这个非常时刻，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地回到了上海。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