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