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仰俯天地有春秋

     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著书立传，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并且对编写和出版单位也有不同级别的分工。第一二代主要领导人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或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也有由有关部委和省上承担的。元帅和重要开国将军多为中央军委或总部组织编写。贾巨川认为，能够承担由中办秘书局下达的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写传，是难得的人生机遇，是一种荣誉，但也是一种挑战，一种考验。政治人物传记，常常会单线条、标签化、概念化、脸谱化，一味地歌功颂德。那么怎样才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怎样才可以使自己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可亲可敬，走近读者？

     贾巨川说：“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工作热情固然重要，但还应当有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对习仲勋这位享有盛誉的老前辈的研究，概括说就是全方位、广维度、多视角。”

     “首先是仰视的角度。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被誉之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的。开始时，就反复思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星群中，为什么脱颖而出的是习仲勋，他为什么能赢得党和人民信任，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什么？他个人品格、能力素养、领导艺术、工作作风优秀在哪里？我翻阅了那么多的资料，采访了近二百名他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及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努力搜寻他的人生历程中的耀眼光点，悉心地梳理他漫漫心路的搏动火花，始终是怀着一种圣洁敬仰的心情在探索、在思考、在写作的。”

     “其次是平视的角度。习仲勋是享有盛誉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首先是一位血肉丰满、七情六欲兼备的自然人。他主观意识的产生，他道德情操的修养，他工作经验的总结，思想观点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社会环境，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文化氛围，离不开社会和人民的认知水平。习老比我父亲大十多岁，说话地道的‘秦腔’，在习老夫妇面前，有一种亲切感、归属感，特别是和大姐一起讨论稿子、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天，觉得非常平等，非常自然，非常温暖。觉得老人家如同父辈家人，研究和写作时觉得心离得很近，情至深至纯，意很深很重。”

     “第三是俯视的角度。从调查研究开始，就想一定要让传主在自己的笔下能是一个立体的、可感可知、既有伟人风骨，也有常人不足的人。因而也注意观察和研究他不可避免的缺点或失误。如当党犯错误的时候，当出现了全局性问题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我关注的是这些问题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在搜集他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不放过评析他的一些弱点、缺点，甚至失误，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这些错误又是怎么得到纠正的？如果没有严谨的态度站在一定的‘高地’来审视，理想化地描述出一个超人、奇人、神人，就难免失之偏颇，当然更不符合习老一贯的谦逊品质。如果写成只是歌功颂德的一本书还有什么看点？”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书法不隐”这些古训，对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应当是最起码的素质。

     难点：敏感问题不绕行

     中共历史是一个波澜壮阔而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的历史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纷纭复杂，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原则性强、争议性多的敏感问题，“碰磕”很多。一个事件的记述，一个人物的评介，一个用语，一个词句，都可能引起争议。但是，历史研究者应具有直面敏感问题的勇气、探索释疑的韧劲。对已有的学术结论，也应当有一种历史责任感、敏锐性，能够走出思维局限，有吸收，有批评，有创新。当然党中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结论，就应当依照结论精神统一认识和口径，有的要回避，有的要淡化。在这个前提下，从研究角度来讲，应当不避矛盾，直面疑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挖掘新史料，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把历史的真相告诉未来是必要的、有益的。贾巨川如是说。

     “《习仲勋传》就涉及到在民主革命时期几个大原则问题，比如说1927年发生在三原第三师的学潮，这个学潮在现代人看来就有点不可思议。当时第三师范的9个学生在县委学生工作负责人的组织下，给学校教师灶投放了毒药，致使一些人轻度中毒。这一学潮是中共三原党团组织执行上级‘以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指示而发生的，引起当事学生和县委负责人被当局关押。这个问题是传主早期的一个重要经历，不能回避。那怎样记述？怎样评说？历史地看学潮的发生是在党组织指导下发生的。因为当时党中央‘左’的错误占统治地位，以暴力的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口号喊得很响，革命处于低潮，党内的盲动冒险情绪就滋长起来。传记客观地记述了这一事件经过。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些学生当时都不过十四五岁，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做出的一些过激行为也在所难免，相反这些热血少年胸怀大志、不怕牺牲的信念，特别是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所表现出的坚定意志、机智斗争精神显得难能可贵。”

     “再如是1935年秋发生在陕北的错误肃反，由于党内‘左’的错误影响到了陕甘地区，加上当地宗派情绪的膨胀，所以‘左’的错误执行者错误逮捕了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骨干数百人，错杀200余人，这是中共历史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一大悲剧。《习仲勋传》没有回避这段真实的历史，按照中央有关决议比较客观公正地评述了这一敏感历史问题。因为，有关档案很长时间没有解密，老同志也为此争论不休。应该说在公开出版物上直面这一特别敏感问题，进行系统准确的述评，此前还较为少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审查书稿后，复函肯定说：书中较好地处理了1935年的陕北肃反问题，解读了陕北苏区与陕甘边苏区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论述客观平实。”

     品质：浓缩西北革命史

     “写好一部传记，还原一段历史。”

     细读《习仲勋传》上卷，人们还会发现该书所具有这么一个品质，就是通过记述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的习仲勋的生平业绩，为读者演播了一幕幕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活剧，展示了在这块土地抛头颅洒热血众多先烈和前辈们的群体形象，以一部传记记叙了共产党人在西北革命斗争的魂魄。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致信贾巨川，称赞其：治史严谨，文字精细。齐心大姐几次亲笔给他书写鉴定，评价书稿，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研究员，在书稿开印前用了一个星期审读完书稿，当着陕西省委领导同志面说：“贾巨川同志积十年之功于一书不容易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研究员详细审读了书稿后对贾巨川说：“我是你书的第一个读者，全书占有材料的翔实、丰富、全面，事必有据，据必求细，细必求真是该书的最大特点。大量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搜集、梳理和利用，加上作者匠心独运的写作，近似一部拟人化、生命化的革命史册。”中央党史研究室为这部书写出书面审读意见称：“我们注意到这本书勾画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革命斗争的脉络，比较客观地把传记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斗争的洪流中，使其成为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汲取群众智慧，关心群众疾苦，从实际出发，做出了自己的业绩。”

     深圳市文联主席、纪实文学作家张俊彪在《文汇读书报》撰文：“采用史传的手法真实地记述了习仲勋同志从出生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若干重大事件，以他个人的命运轨迹和革命生涯，折射出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实况以及历史的进程，既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文献的一个重大补白，又是面向社会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一本不可或缺的教科书。”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余纪发表在《陕西日报》的书评称：“史料丰富详实，人物生动可亲，历史的体温脉脉可感。”

     记者了解到，贾巨川研究日程异常繁忙。近期他还承担着经中宣部领导批准，由学习出版社编辑的《习仲勋画传》文字撰稿任务；签约承担当代世界出版社一部30万字的选题撰稿任务；签约中国教育电视台20集专题讲座节目。贾巨川还向记者披露了一个“自留题”，即公开出版基本编成的自选文集——《回望星空·贾巨川党史札记》。主要内容一是他数十年从事党史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二是口述历史，即编选亲身访问过的包括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开国将军的重要谈话记录。

     记者手记

     要采访贾巨川先生，记者想象他一定像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一样深沉，不拘言笑，神情肃括。

     但见到他时，平和而谦逊的学者风范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三句不离本行。言语之中，透露出他对专业的敬重和对《习仲勋传》的独有情愫。

     十余年间，他查阅了中、省多个档案馆、图书馆有关习仲勋的馆藏资料；涉猎阅读了数百种和习仲勋有关的书、报、杂志，从中觅取习仲勋的生活与心路的踪迹；走遍陕、甘、宁、青、疆、粤以及豫、京等习仲勋革命活动旧址，现场勘察，照相、绘图、实录、笔记。厚厚的十多本采访本中，细到一场战役是如何打的，在什么地方，敌方是谁，是骑兵还是步兵，都带着什么武器，从哪个方向来的；村子之间的相隔距离，会议举行在什么样的场地，住宿吃饭又在哪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同时期度量衡器。大到时代背景，小到当地方言土语，他都逐一探询，现场感受，最终在于还原一段真实历史，写出一部精品传记。

     “无情未必真丈夫”，就在他投入紧张的写作之时，灾祸降临，家难迭起，期间先后有四位亲人因病离世，一位残废。当亲人们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有时在北京、深圳等地忙于工作，回到西安时天天穿梭于病房和机关之间。他说，胞弟的英年早逝，一时真有天塌地陷之感，但唯独没有停止思考的搏动，没有放慢手中的笔。就在记者近日再次来到师院专家公寓时，还看到他一手做课题，一手伺服着不能自理的八旬老母。

     2002年初夏，北京传来习仲勋病危的消息，中央有关部门急调他赴京参加习仲勋后事准备工作。不巧他偶遇车祸，造成两根肋骨骨折，但他以大局为重，胸部缠裹着纱布飞往北京，执笔撰写了新华社播发的《习仲勋生平》。

     他视任务担当为天赋使命。在使命与亲情情感天平上，一头连着亲人，一头连着使命。他痴心于习仲勋研究。在有人善意劝他借此让首长帮助解决个人问题时，他没有提出过丁点要求；在传记组人一个个退出时，他执著地坚持了下来。他说：“做一件事，就把一件事做成，做好。”

     访谈结束后，记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被贾巨川先生深深感动，他的执著与追求，他的严谨与认真，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不拔，走遍青山打腹稿的孜孜不倦，给人以启迪。他借一句鲁迅先生的诗诙谐地道出自己的心声：我以我血写《习传》。

     他，用行动把对自己工作的挚爱化作了对事业的忠诚。

     今年恰逢习仲勋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表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