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党上下高度的大局意识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尽管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特别是其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瞎指挥极其愤慨；尽管有许多人因抵制他们的瞎指挥蒙受冤屈和打击；尽管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和血腥屠杀下，数十万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数万人别妻离子、家破人亡，被迫踏上风雨飘摇的长征路；但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般的红军指战员，无不从坚定的党性原则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令。例如毛泽东，虽然他就如何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被一再驳回，但仍在为红军的转危为安而苦心竭虑；再如彭德怀，虽然痛心疾首地当面斥责李德等“崽卖爷田心不疼”，但在执行中央统一的战略任务时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

    和过去各路红军在各自的根据地孤军奋战不同，长征不仅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共同行动，而且得到了坚持在南方十多个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大力配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的一次相互配合的战略行动。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红十军团，挺进闽浙皖赣地区，艰苦转战5个月，几乎全军覆没；红六军团9700人奉命西征，转战5000里后，人员折损一多半，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来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时，只剩下3000多人；项英、陈毅等率领16000千多地方武装和伤病员，以1万多人的代价（1935年2月他们开始分散打游击时，已不足4000人）坚守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近一个月。他们宁愿自己承担牺牲风险也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佯攻、策应、牵制等战略配合任务，以自己巨大的牺牲减轻了主力红军反“围剿”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掩护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剿”，得以相对从容地突围投入长征。即使是被我们党史学界反复诟病的长征之初抬着坛坛罐罐大搬家，换个角度看，恰好从反面说明，全党上下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丧失，这些印刷机、X光机等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还要用。这不是一支各自奔命的队伍，而是一支准备要投入新的战斗的队伍。用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士，不仅没有在危急关头如其他军队那样做鸟兽散，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使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广大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仰没有变，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斗志，以及坚忍不拔的党性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风骨，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难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之根基所在。

    第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是党的自我救赎

    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统帅毛泽东当年就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长征以来严重危机，并不是依靠外力或采取什么非常规的手段，而主要是依据了三条重要思想原则：一是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等早已具备的觉悟。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这一偶然情况客观上却为中共在长征途中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不再是奉旨行事或机械地照章办事按图索骥，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止，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三是民主集中制。关键时刻决定转兵贵州，是通过中革军委和中央负责人联系会议——通道会议决定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则分别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作出：放弃去湘西和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由中央政治局决策（实际剥夺了“三人团”的指挥权）；遵义会议也同样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严重争端的；在“三人团”的成员中，不仅是周恩来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并带头在遵义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即使是一直坚持己见的博古，也能够尊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在与张闻天交结中央领导权时，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观念。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在长征路上纠正把持中央领导权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主要是依靠中央集体的力量，依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上述三项思想原则与路线方针，又成为后来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最有力武器。遵义会议之后的党中央，对于仍坚持其左倾错误的博古、凯丰和李德等，不再是沿用他们以往对不同意见者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干部政策，而是耐心批评教育，从而使他们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得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极大的耐心与努力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不仅战胜了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等严重的倒行逆施，而且最终领导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遵义会议完成了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