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萧军1907年出生于辽宁义县，素有“文坛独行侠”之称。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很受鲁迅赞赏，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951年，萧军来到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后半生三十七年的时光。在北京的日子虽然坎坷，但他对文学的追求始终如一。

    定居北京

    抗战胜利后，萧军随部队从延安来到东北解放区，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并担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8月，《文化报》与东北局宣传部主管的《生活报》因《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的论争。1949年5月，东北有关部门认为萧军“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定性为“反党、反苏、反人民”分子。萧军性格执拗，拒绝在结论上签字，被划归“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并“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然后被下放到抚顺煤矿。但萧军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从此开始了他“文坛独行侠”的漫长生涯。

1983年，萧军在“海北楼”阳台上凭栏俯瞰

    在抚顺煤矿期间，他经常下厂下矿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积累了大量素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疏散人口，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带着孩子回到北京。随后，萧军以养病为由也来到了北京，全家租住在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

    那是一所西式小楼，楼上楼下共八间，萧军一家租住楼上的四间，他住在东边一间，那里相对幽静，适宜写作。屋子还有一个十七平方米的阳台，他常在阳台上打拳、舞剑，凭栏眺望。萧军对新的居所颇为中意，起名“海北楼”。没想到，他在这里一住便是三十七年，直至去世。

    萧军到北京后，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收入来源，只得靠向亲友借贷及微薄的稿酬勉强度日。至次年春夏之交，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委实难以为继。萧军便以一个北京普通市民的身份，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彭真在延安时就与萧军熟识，接到萧军的信后，给予了特别通融，安排萧军去新组建的北京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任考古研究员，萧军这才算是安定了下来。

    京城考古

    由于东北方面没有把萧军的工作关系和供给关系转过来，他在文物组只能算个“临时工”。不过在彭真的关照下，文物组给他的经济待遇还是挺优裕的，每月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房租补贴二十元，总算解决了全家人的生计问题。

    说来这份工作与萧军到北京后养成的一个“爱好”也算“专业对口”。鸦儿胡同离晓市古玩旧货市场很近，他时常光顾那里，“对一些小古董、书画之类甚感兴趣，颇自陶情，亦一好事”，虽囊中羞涩，但省吃俭用，尚能收集到一些名家的篆刻、书画、古砚等，买到《美人抱琴图》《却扇图》等书画后，他还不忘题上几句闲诗，后因手头拮据，只得放弃。

    1952年7月，萧军开始到文物组上班。他感言：“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9月中旬，他参加了对北京西直门外车道沟洪承畴墓的发掘，整天与工人师傅泡在一起，俨然一个“接地气”的考古研究员，有一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我们不是来刨‘金银财宝’的，而是来发掘‘传统文化’的。”除此之外，他还参与调查了一些纪功碑、佛像等文物的鉴定与保护。

1985年，萧军（前排左）和彭真（前排右）等人在一起

    1953年12月，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萧军在发言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消灭的是封建制度，但封建社会所遗存的建筑物不应完全消灭，从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来讲，如果毁掉这些古物，就等于毁掉了人们的劳动和智慧，应该把它们纳入新的城市规划，使之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以地安门和东、西四牌楼为例，主张文物首先要考虑其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再考虑其位置是否妨碍城市规划。后来北京部分旧牌楼复建，也说明萧军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

    笔写丹心

    萧军人在文物组，但心却在文学上，他利用一切可用时间，闭门谢客，一心扑在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和修订上。

    早在进文物组之前，他就下定决心“要像写《八月的乡村》那样，写一部工人阶级的书”。1951年6月，萧军开始创作《五月的矿山》，1952年4月完成初稿，而后进行修改和眷抄。《五月的矿山》是萧军文学道路上“对于这类新的题材、新的斗争的一种试练”，希冀“能对人民有些好处，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些好处”。《过去的年代》是萧军从1936年就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带着手稿辗转多地，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年，直到1953年才完成这部八十余万字的精心之作。《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成名之作，因而他十分看重，悉心进行了修订，希望能够再版。

    1953年11月，萧军将抄好的《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两部书稿和重新校订的《八月的乡村》书稿一并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给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请求出版。萧军和冯雪峰是好朋友，又同为鲁迅所赏识。冯雪峰看到萧军送来的几大摞书稿，颇感为难，因为停止他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当时没有废止，他的作品是没有资格出版的。碍于老友的面子，冯雪峰没有马上退还，压了一段时间后，委婉“璧还”。

    萧军理解老友的难处，但他笃信自己对党和国家是忠诚的，毛泽东曾鼓励他：“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咱们一块干！”自己发挥特长，潜心创作，是符合主席指示的。他给周恩来写信，汇报自己来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他将这些书稿转呈毛主席审阅。他带着给周恩来的信和用油布纸包好的书稿，叫了一辆三轮车，顶着凛冽的寒风，直接送到了中南海传达室。

    可是，冬去春来，信和书稿如石沉大海，萧军的心也一点一点往下沉。终于，在1954年6月，萧军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告诉他，毛主席已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萧军迫不及待地持函去找冯雪峰，冯十分惊讶，反复阅读函件，他尚未接到正式通知，仍不敢擅自做主，便持函去当面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周扬了解情况后便下令出版，冯雪峰如释重负。萧军后来回忆道：“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一下子出版萧军的两部长篇小说，再版一部长篇小说。萧军因此很有成就感，而且他对稿费的预期也颇为乐观，加上他多年来天马行空惯了，对文物组坐班很不习惯，想辞职专事写作。1954年8月，他毅然辞去了文物组的“临时工”，回家当起了专业作家。

    弃文从医

    1954年下半年，《五月的矿山》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也顺利再版。萧军给老友胡风送去新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萧军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时过不久，1955年第二十四期《文艺报》发表《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一文，批判《五月的矿山》“是一部歪曲现实，歪曲人民，歪曲革命，疯狂地宣传反动毒素的书籍”，“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霉菌，萧军依然是坐在他1947年《文化报》的椅子上”，“必须向这样的‘作家’进行讨伐”。有了《文艺报》的舆论导向，萧军已出版的书成了“禁书”。

    萧军从内心抵触对自己的批判，对此不予理睬，没按照文章批判的调子写检讨文章，也没像过去那样硬怼。他对文学的执着让人敬佩和心疼，他说：“大不了不让发表我的作品，不让出书。我照样写我的！”萧军又开始构思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

    斯时，萧军很看重的《过去的年代》的编辑流程已经完成。在当时情势下，他对此书的出版没抱多大希望。可到了1957年春，萧军发现《文艺报》的批判突然偃旗息鼓了，他感到莫名其妙。到6月的一个周日，萧军的孩子们突然推门而入，兴高采烈地叫喊：“爸，《过去的年代》出版了！”大喜过望的萧军，摇头晃脑唱起了《打渔杀家》里萧恩的唱段。

    好景不长，1958年《文艺报》第二期开辟《再批判》专栏，在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同时，把萧军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也加以批判。萧军已经出版的几部小说命运堪忧。在这种情势下，他开始怀疑用稿酬养家糊口的可行性了。

    他想到恩师鲁迅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用文艺作品拯救国民的灵魂，自己何不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弃文从医”，掌握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先吃饭，再追求。于是，他拜朱格一为师学习针灸，参加刘寿山正骨班，用心琢磨，刻苦钻研，掌握了一套正骨、针灸、按摩技术。

    1959年5月，萧军决定自己开一家诊所，还做了一个“萧氏医寓”的牌匾。为了取得行医资格，萧军致函彭真求助，请求市政府给予他考试和行医的机会。不久，北京市卫生局的两位副局长登门向萧军了解有关情况。接着，三位针灸、正骨中医专家对萧军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测试。萧军演练的正骨、按摩手法，让专家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非常好奇地问他：“你不是学炮兵（萧军曾在讲武学堂炮兵科学习过）的吗？怎么精通医术啊？”萧军狡黠幽默地回答：“是学炮科的。但不到福建前线，打谁去？”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研究戏曲

    然而，萧军没有等来市卫生局的执业证书，而是接到了去北京市文化局谈话的通知。他被告知，从10月1日起可以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上班，任戏曲研究员，因东北没转来工作关系，无法核定工资级别，每月发给他生活费一百一十元。这源于彭真的一个批示：“萧军安排到戏曲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不必坐班，工资一百一十元。”彭真也真细心，知道萧军不习惯坐班，连这个细节都关照到了。

    萧军只是隐约感到是彭真帮助了他，但没得到证实。直到改革开放后，一次彭真邀请曹禺和萧军到家里小聚。吃饭时，萧军的女儿就“行医不成”之事问彭真：“彭老，父亲当年决心弃文从医，还考取了中医正骨、按摩的开业执照，马上就要挂牌营业了，传说是北京市委下了指示，说萧军行医影响太坏，于是妥善安排了工作，有过这样的事吗？”彭真微笑着点点头说：“有这回事。当时我是这么讲的：萧军在东北有什么错误，我不过问。有一条，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总得给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先生的弟子，影响面很大。那时候，由我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说话还算数吧！”

    其实萧军与戏曲有很深的渊源。抚顺煤矿京剧团排演过萧军1944年在延安创作的京剧《武王伐纣》，萧军担任演出艺术总顾问。四本的连台戏演了一月有余，观众场场爆满。萧军自己还是京剧票友，会唱老生，煤矿搞内部联欢，萧军和妻子王德芬合演《打渔杀家》，萧军演萧恩，王德芬演萧桂英，博得满堂喝彩。

    当时的戏曲所所长荀慧生是四大名旦之一，他很钦佩萧军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为人坦荡，便请他参与《京剧汇编》编辑工作。萧军也十分钦佩荀慧生的为人和在京剧艺术上的造诣，二人商定，以荀的舞台经历为主体，合作写一部传记式的《菊海云烟录》。可就在这时，“文革”爆发，萧军、荀慧生都受到了批斗。

    后来，萧军、荀慧生一同被送到昌平“农业劳动大学”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不堪精神和疾病的折磨，不幸逝世。萧军当时还不知道,直到荀慧生家人从木板床上卷走了荀的铺盖，他才知道荀慧生已经离世，遂作了挽诗二首。1979年5月，荀慧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萧军又献上挽联：

    六十载演剧生涯多少辛酸，多少泪都付与哀丝毫板
    一千天临危受命如年岁月，如年夜到头来玉碎珠焚

    “出土文物”

    萧军在“文革”中被关、被打、被劳改，但他这个“暴脾气”居然挺了过来。在被关押期间，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他笔耕不辍，写下了六百余首诗。

    1974年7月，萧军终于被“解放”，回到了鸦儿胡同六号的“海北楼”家中。但院子里已物是人非，房产归公，院内住进了几十户人家，成了一个典型的“大杂院”。萧军家的居室也被占去了两间，除了长子萧鸣一家四口住了一间西屋外，萧军夫妇和其他子女全挤在东边那间屋子里。

    但他手中的笔没有停下来。没有写作的地方，他就把屋内一个壁橱打扫出来充作书房。这“书房”很小，只能勉强塞进去一张不大的三屉桌、一把椅子，由于没有窗户，连白天也得开灯。

    就是这样一个“夏暖冬凉”的角落，萧军却十分喜欢，给它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蜗蜗居”。后来萧鸣在墙上开了一个月牙形的窟窿，外面的光线透了进来，“蜗蜗居”才显得明亮了一些。他让儿子用一块木板刻了“蜗蜗居”三个字，钉在“门”的上方。已然六十六岁的他犹如一只甘于寂寞的“老蜗牛”，蜷缩于这方属于他的小天地。他还写了一首诗贴在“蜗蜗居”的门额上：

    蜗居虽小亦何嫌，芥子须弥两大千。
    苍狗白云瞰去往，镜花水月幻中看。
    虫沙劫历身犹健，烽火频经胆未寒。
    一笑回眸六六载，闲将琴剑娱余年。

    “蜗蜗居”里面端端正正贴着鲁迅像，画像左右贴着萧军所作的《鲁迅先师逝世四十周年有感》二首律诗，气氛肃穆非常。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余震未尽，鸦儿胡同六号的居民大都疏散到附近一所小学的操场安营扎寨，唯独萧军安然待在他的“蜗蜗居”，大有“我自岿然不动”之势。

    就在这一年底，萧军忽然又在全国名声大噪。原来在批判“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时，牵出一件与萧军有关的旧事。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在《大晚报》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文章，攻击鲁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对张春桥予以回击。萧军竟与鲁迅有这样的渊源，其公众形象开始“正面”了。

    1979年4月，北京市委正式将萧军安排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他的人事关系也转到了北京市作家协会，“独行”于体制外二十八年的萧军终于重返文坛，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

    同年10月30日，萧军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他在会上发言时自嘲：“我叫萧军，是个‘出土文物’。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了！”并赋诗言志：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1980年4月，经中宣部、中组部批复同意，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做了政治结论：“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948年以来对萧军的错误批判和“文革”中对他的诬陷之词就此被否定。

    在庆祝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年大会上，中国文联主席周扬深情地说：“我和萧军同志认识几十年了……不只了解了他在创作上的贡献，而且更了解他的刚直不阿，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向萧军同志祝贺，诚心诚意地祝贺！我不只代表文联，也代表我个人向萧军同志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