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月间，邓演达一边起草党的政治纲领，一边就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革命的性质、未来的政权性质、土地、资本、外交等问题，于每周星期六邀郑太朴、李世璋、朱蕴山、章伯钧、谢树英、季方、万灿、罗任一等在拉斐德路翁洲饭店进行讨论。有时陈翰笙、杨杏佛等也参加。邓演达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特别是对党的名称、党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要认真思考。邓演达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不断挣扎而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用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实现社会主义。邓演达多次到姚主教路找陈翰笙谈教育问题。陈翰笙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苏联是个教条主义。”邓演达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说：“我们两个都不要。”对从日本回上海见他的彭秋萍[彭秋萍，原是黄埔军校学生，广州起义人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东北、西北抗日同盟军独立师副师长。1949年10月，任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主任时率部起义，曾任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独立一团参谋长。1988年4月在广东江门病逝，终年80岁。]说：“孙子说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你回日本以后，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各军系的学生联系上，一个个将他们的永久地址记起来。”“重点有两个：西北系的冯玉祥，西南系的陈济棠。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6—8月间，邓演达起草并主持、讨论、修改《我们的政治主张》。纲领的中心口号，是要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动统治。

    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党的名称问题，以谭平山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自蒋汪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是反动组织的总称，国民党已失掉人心，而且我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可以表示我们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决裂，而且还可以说明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邓演达认为：“党的名称，要么是革命的国民党，要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方荣欣：《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铅印本，时间不详。]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决定还是沿用《莫斯科宣言》所用过的名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说明将来取得政权时，还可以加以更改。[罗任一遗稿：邓演达回国组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

    8月9日，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1930年9月1日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正式发表前，经中央各部门联席会议决议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会议选举了中央干部会干事25人，邓演达被推荐为总干事。

    至此，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作者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