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柱珍藏在相冊中的高瑞欣烈士照片和题词。（王延供照）

王政柱和夫人罗健及子女一家人的第一张全家福。（王延供照）

中朝联合司令部部分领导合影，1952年2月照于朝鲜成川郡桧仓。右起：副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朴一禹（朝方最高代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政治部秘书长李贞、副参谋长王政柱。（王延供照）

王政柱参加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留影。（王延供照）

王政柱少将简介：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原名王正柱。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所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王延供照）

作者王延大校简介：湖北麻城人，1944年4月15日生于延安。1962年7月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伍，学习导弹遥控遥测专业。1965年4月入党，1967年7月毕业。原海军驻航天二院总军事代表、高級工程师、专业技术大校。毕生从事海军导弹装备研制工作，曾荣获四项军内科技进步三等奖，立三等功一次。（王延供照）

    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10日电（王延大校）      

    父亲王政柱生前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跟隨父亲工作5年、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高瑞欣烈士。

    一、从军委作战局到西野司令部

    高瑞欣，1927年生于河北省安国市石佛镇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考入冀中军区下属的抗属中学，1943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44年入党，1946年2月，奉调中央军委作战局（一局）。
1945年6月，父亲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11月初，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当时作战局代理局长为李涛上将，副局长只有父亲一人，他要兼顾王家坪军委作战局和枣园作战室两边的工作。军委作战局是我军核心指挥机关，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在延安军委作战局和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工作过的同志，大多数都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担任各级作战部门负责人，有些担任军兵种、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以上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军委作战局长伍修权带领部分人员赴东北，还有一些同志被调到其他解放区，作战局人员缺编。1946年2月，高瑞欣和他的20多位抗大同学被调到军委作战局，见习和帮助工作。高瑞欣中学毕业，当时属高学历，被分配到作战处，在枣园作战室值过班。他聪明能干、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6月8日，内战日趋紧张，为提高指挥效率，作战局进行精简整编，撤掉处，把原来的4处7科缩编成2科2组，其中作战科（一科）二组组长为成普（后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高瑞欣的直接领导。为了让高瑞欣等新同志全面掌握参谋业务，学会收集整理资料和绘制地图，父亲安排他们轮流到时事材料组和测绘文印组帮助工作。

    1947年3月16日，西北野战兵团（简称西野，后改为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19日，我军撤离延安。20日，西野指挥机关正式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由张文舟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父亲率领的中央军委作战局部分人员共同组成，张文舟任参谋长，父亲任副参谋长，成普、高瑞欣等随同父亲一起加入西野司令部。随后的三年中，西野在彭、习首长率领下，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在陕北指挥全中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大西北的重任，高瑞欣一直跟随父亲在彭总身边工作，逐渐成长为得力的作战参谋。

    二、舍家抗美援朝

    1950年9月28日，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弟弟回到麻城西张店老家，一进家门便得知奶奶一年前就病故了。1930年10月，父亲告别我的奶奶参加红军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1949年9月，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大将，派人把麻城藉活着老红军的情况，一一通知他们家乡的亲人，我的奶奶接到了通知。王大将又打电话到兰州，告诉父亲说你的母亲健在。那时兰州刚解放，一野还要解放青海、宁夏和进军新彊，身为一野副参谋长、分管作战的父亲为了战事没有请假探母。我的奶奶知道自已儿子活着，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归来，便绝望了，误以为儿子肯定不在人世，于1949年12月28日，急出心脏病去世了，父母亲原来准备把奶奶接到兰州安度晚年成为泡影，未能尽孝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0月3日，父亲带着家人坐火车从汉口到达西安。当晚，父母带着我去看望彭德怀司令员，彭总得知我的奶奶去世，懊悔地说：“我早点派人把老人家接到兰州就好了。”4日，中央派专机到西安，接彭总去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父亲到机场送行，彭总告诉父亲去北京估计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一周后可回兰州。他随行的秘书张养吾也过来与父亲道别，张养吾是北平民国大学毕业生，建国后，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经济建设工作转型和研究西北民族问题，特选调张养吾做秘书。我们从西安返回到兰州后，司令部的人都对我奶奶去世深表惋惜和同情。

    1950年11月初，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给一野司令部发来一封电报，要求野司为彭德怀选调一名军事秘书。原来，张养吾随彭总入朝后，由于不懂军事，提出换秘书。一野参谋长阎揆要立即找父亲商量，两人一拍即合，确定人选为高瑞欣。高瑞欣除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強外，与彭总对脾气、合得来。彭总脾气火爆，批评人从不讲情面，遇到彭总发火，父亲就给作战科长郝汀（建国后历任驻阿富汗大使、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长等职）打电话把高瑞欣叫来。原来高瑞欣是彭总的象棋棋友，棋术在彭总之上，彭总一下棋就把其他事忘了，火也消下去了。彭总下棋和打仗一样认真，从不服输，越输越下。彭总下棋时故意用激将法激高瑞欣说：“小高，你棋术真高，就是个子不高，”高瑞欣回答：“你彭总个子比我也高不了多少。”父亲事先嘱咐高瑞欣要让彭总赢一盘（还不能让彭总看出来让棋），经彭总一激，早把让棋的事给忘了，两个人一边下棋，一边打嘴仗，高瑞欣在彭总面前毫无拘朿，有话直说，彭总非常喜欢。野司电告志司后，立即得到回复：同意高瑞欣赴朝。

    高瑞欣抗美援朝心切，接到命令后非常兴奋，准备立即出发。鉴于高瑞欣的爱人李翠英还有一个月即将分娩，父亲与阎参谋长研究后，把高瑞欣叫到办公室通知他：彭总身边有杨凤安秘书，你可以等孩子生下后再赴朝。高瑞欣对父亲说：首长不在彭总身边，杨凤安兼任志司办公室副主任，彭总没有专职秘书，我必须立刻到任。他还对父亲说：与首长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相比，小李生孩子的事不值一提。父亲一直对彭总的安全不放心，就同意了高瑞欣的请求，叮嘱他赴朝后一定把彭总照顾好。高瑞欣拿出自已的照片送给父亲，做为临别留念，没有想到竟成为抉别。

    三、血凝大榆洞

    1950年11月17日，高瑞欣赶到朝鲜大榆洞金矿志司报到。成普后来向父亲报吿了当时的情况：成普安排高瑞欣与志司翻译兼机要秘书、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一起分管彭总的秘书工作，让毛岸英带着高瑞欣熟悉情况，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工作和值班，共同协助彭总谋划即将发动的第二次战役。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大榆洞外彭德怀办公室（兼作战室）遭4架美机空袭，投下近百枚凝固汽油弹，办公室内的4个人，成普被烧伤与参谋徐亩元跑出，屋内的毛岸英和正在凝视墻上敌我情况图、默记敌我军番号的高瑞欣未能沖出，被火海呑噬壮烈牺牲。

    1950年11月30日，一野与西北军区刚合并，就收到志司发来的电报，告之高瑞欣牺牲的情况说：“高瑞欣同志在解放大西北战争中是有贡献的，希望军区向其亲属予以慰问。”张宗逊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委把阎揆要参谋长和父亲叫来商议，由于李翠英已临近产期，决定暂时保密，待适当时机再吿知。高瑞欣牺牲17天后，他们的女儿高彥坤出生。

    1950年12月，彭总电吿中央军委，点名调父亲入朝。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志愿军副参谋长。为了抗美援朝，父母决定把一岁的女儿留在兰州，交由从小喂她的俄罗斯奶妈继续撫养（三年后的1954年元旦被接到北京），与女儿分别前，父亲特地请人拍摄了第一张全家福。

    3月15日，军委派飞机到兰州把父亲接到北京受命，当晚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到北京饭店约见父亲，宣读了军委命令。我有幸与母亲、弟弟一起随父亲飞赴北京，被送进八一小学住校。遵照军委首长指示，父亲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与总部、军兵种协调好抗美援朝战争各项有关事宜。

    4月15日晨，父亲从丹东过鸭绿江入朝，18日到达成川郡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即投入接近尾声的第四次战役并着手准备发动第五次战役。彭总一见面就对父亲说：“如果在西安机场知道去北京是研究抗美援朝，我就把你一起叫上飞机了。”彭总告诉父亲，朝鲜战争完全不同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要难打的多，他要父亲认真研究美军，找出对手破绽。父亲发现分别半年的彭总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脾气好了很多，很少发火，二是格外注意安全。彭总打仗习惯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指挥作战，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曾多次发生险情。入朝后，父亲分管司令部和直属队，彭总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好安全工作，杜绝不必要的伤亡，命令父亲尽快制订出有效的防空措施，完善司令部工作制度，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纪律整顿。

    为此，除成普外，父亲先后找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等人了解毛岸英牺牲的情况。空袭后负责现场清理工作的管理处副处长张仲三汇报说，1000多度的燃烧弹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烧焦，从灰烬中清出两人的遗骸，最后是根据手表残骸判断出毛岸英的遗体（当时办公室只有毛岸英有手表），父亲听后既非常震惊、又无比愤怒，美帝国主义是多么反动和野蛮兇残，更加认识到防空和安全工作不能有半点闪失和丝毫漏洞。尽管矿井和坑道内黑暗潮湿，不少指战员患上多种疾病，新制定的防空措施规定必须在坑道内办公，对进出坑道严格管理，进行灯火管制，做好伪装防护，使敌机找不到攻击目标；建立防空哨，从发现敌机报警、捕捉空降特务到反空降作战都做了周密部署与安排。7月，父亲任志愿军直属党委保密委员会主任，12月，任志愿军党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制定出更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安全工作规定，使敌人成为瞎子和聋子。1951年9月20日，为兼顾东西海岸作战指挥，志愿军司令部移到平壤东北更为安全的桧仓（从大榆洞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转移6次）。直到停战前，再无发生美机空袭轰炸造成我总部人员伤亡的情况，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司令部战友们的安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总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避敌之长、攻其之短，该进就进、该退就退。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我军发动第五次战役后，果断取消已制订好的第六次战役计划，利用朝鲜地形特点与敌周旋，继而发动上甘岭战役，採用善长的近战、夜战、坑道战，牢牢守住三八线。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我志愿军分成东、西海岸两个指挥所，守住元山、仁川等海港和海岸线，攻占沿海诸島，防止第二次仁川登陆，使美军的海空军优势难以发挥。走头无路的美帝脑羞成怒，公然违反日内瓦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弹，均被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一一粉碎。最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计可施，不得不停战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