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重庆2020年7月7日电（姜连贵、陆睿、陈发源、杜典韵）蒋乐隽说，外高祖父是他的偶像。

    大约从五六岁起，蒋乐隽就从外婆口中听到了外高祖父的故事——

    “你外高祖父就是我爷爷，他叫周贡植，年轻时到法国留过洋，回来后参加了共产党。”

    “后来，他成了四川省委组织局主任，还是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当年，四川省委就是在我们家祖屋成立的！”

    “29岁那年，他和8名战友在朝天门码头壮烈牺牲，遗体在太阳下晒了好几天。”

    ……

    听到这些故事，年幼的蒋乐隽深感震撼，却又听得懵懵懂懂。

    他只记得，外婆在说这些时，脸上那种神圣肃穆的表情。

    “外高祖父为什么要死？他不怕痛吗？”

    从此，外高祖父就成了蒋乐隽心中的一个谜……

    去年，蒋乐隽大学毕业，到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当了讲解员。

    这个会址，就是他家的祖屋。

    在这里，蒋乐隽每天都能“见到”外高祖父，并把他的故事讲给每一个参观者听。

    渐渐地，他也走进了外高祖父的内心世界……

    暗夜晨星

    6月18日，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周贡植故居）。

    这是一座素雅端庄的三进式四合院，东西两侧厢房及堂屋“初心堂”都已布置成了展示区。

    自去年5月开放以来，“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一直在故居持续举行。

    展览的起点，位于故居东厢房。

    这里陈列着周贡植故居的两件“镇馆之宝”——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

    目光掠过发黄的《条约》，大清帝国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李鸿章和大英帝国钦差驻华便宜行事大臣威妥玛的签名清晰可见。

    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分别签订于1876年和1890年，而中国共产党直到1921年才建立——一个介绍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展览，为什么把这两个条约作为起点？

    因为这两个条约以及随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将重庆列为开埠城市，也由此开启了这座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和整个四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份重要文献始终隐没在历史的迷雾中，国人难得见其真容。

    对此，展览策展人、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感慨万千：“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在研究重庆开埠史的过程中，就一直在努力寻找条约原始文本，辗转大陆和台湾却未能如愿。一直到2018年，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条约原件。”

    在展厅肃穆的灯光下，在目光和条约复制件碰撞的刹那，一条浓缩在白纸黑字间的“时间隧道”，渐渐开启——

    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殖民主义发展到达巅峰。在工业革命的催动下，欧美日诸列强怀揣着“世界帝国”的迷梦，竞相加入侵略与征服的行列，用巨舰和大炮瓜分世界。

    古老的中国，由此进入“至暗时刻”。

    近代以来，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等一系列重创后，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这个庞大的东方古国就像一条被枷锁禁锢的巨龙，彻底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神州陆沉之际，自有健儿奋起。

    自1840年起，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展开了一系列救亡图存、寻求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然而，不管是中国旧式农民运动巅峰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封建帝国自救式的洋务运动，亦或是终结了二千年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都没能指引中华民族走出漫漫长夜。

    一次次探索接连失败，中国，迫切需要一束“光”，去照亮复兴的前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诞生。

    “光”，亮了。

    当共产主义这个“游荡的幽灵”传入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立即感受到了她所蕴藏的伟大力量。

    就像在暗夜尽头闪烁的晨星——她很快就照亮了无数国人迷茫的心。

    这其中，就包括周贡植和他的战友们。

    希望之光

    在蒋乐隽的记忆中，自己对外高祖父的第一印象，源自一张外婆珍藏的照片。

    在这张发黄的旧照上，蒋乐隽见到了一个身着双排扣呢子西服的年轻男人。

    男人的五官与蒋乐隽颇有几分神似。而他如水般清透的眸子里，正放射出温柔却坚定的光。

    外高祖父的眼神，让蒋乐隽印象极其深刻。

    这幅摄于周贡植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旧照，如今也陈列在展览现场。

    不管是对周贡植还是对重庆而言，整整一百年前的1920年，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重庆开埠之后，各种西方思想学说和现代文明一起涌入广袤的大西南，引得无数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寻找民族复兴的路径。
周贡植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8月，20岁的周贡植离开祖屋，前往朝天门码头登上“吉庆”号轮船，又在上海转乘远洋商船“盎特莱蓬”号，远赴法兰西求学。

    此次别家去国赴七万里长途，周贡植除了一个手提箱和一颗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别无行李。

    和他同乘一船的，还有一群同样的赤子。

    其中，有一个名叫“邓希贤”的小伙子，后来他改名叫“邓小平”；还有一个叫“冉钧”，后来成为周贡植的亲密战友。

    在“盎特莱蓬”号远航的汽笛声中，这群年轻人并没想到，就是这趟法兰西之旅，将为他们点亮一道微弱却炽热的希望之光。

    就在周贡植赴法这年，同一道光也在重庆点亮。

    回到展览现场。

    在周贡植勤工俭学的照片旁，陈列着一组泛黄的文件。

    这就是周贡植故居的另一件“镇馆之宝”——《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复制件（简称“《重庆报告》”）。

    很少有人知道，这份似乎毫不起眼的报告，曾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谜团。

    早在30多年前，刚刚涉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周勇就听说了《重庆报告》的存在。但限于当时自身能力和研究条件，他始终没能找到报告。

    此后多年，找到《重庆报告》原件始终是周勇心中的牵挂。

    一直到本世纪初，调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后，周勇这才得以启动对《重庆报告》的研究。此后数年，他几经周折、百折不回，终于在北京中央档案馆找到了此前从前苏联送回的《重庆报告》原件，并提出了“重庆是中国最早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地”的研究成果。

    这份报告全文共3027个字，包括“四川的最近历史”“我们组织的任务”“我们组织的历史”“我们组织的机构”“成员人数”“运动”“我们组织的发展”等七个部分，记录了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庆共产主义革命先驱们的探索轨迹。

    据报告记载，4位先驱者撰写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报告。

    他们并没有留下名字。但在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涌动在他们心中的豪情——

    “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

    “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

    “发展工业……建立红军！”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

    和这些无名先驱一样，周贡植也找到了希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后，周贡植在法国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赵世炎、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同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周贡植受党组织委派，返回阔别五年的故乡，参加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在书记杨闇公的领导下，主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农民部工作，领导川渝农民运动。

    一条充满荆棘的光荣之路，就这样在周贡植和战友们脚下展开，通往尚不确定的未来。

    而他们，并无一丝犹豫。

    血铸旌辉

    在周贡植故居“初心堂”旁的一间侧室里，陈列着一组真人大小的蜡像。

    蜡像中有男有女，他们围桌而坐，好像正在热烈讨论着什么。

    方桌一侧，周贡植端坐正中，面有喜色，眼神依旧温柔而坚定。

    蒋乐隽说，这些蜡像还原了当年四川省委成立的场景。

    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周贡植故居成立。傅烈任省委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局主任兼农委书记、巴县县委书记。

    周贡植的家，为何成了四川省委的诞生地？

    原来，周贡植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得知儿子投身革命后，这位老绅士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大力支持。在1928年2月10日这天，正是得益于父亲安排的严密安保，四川省委才得以顺利成立。

    在省委领导下，一系列工作随即展开……

    纵观20世纪第二个十年，革命的赤旗以重庆为原点，逐渐插遍了川东各地及省会成都。

    杨闇公、吴玉章、邓小平、刘伯承、朱德、聂荣臻、陈毅、赵世炎、萧楚女、周钦岳、童庸生、漆南薰、陈达三、冉钧、游曦、李蔚如、傅烈、刘愿庵、穆青、张秀熟、李鸣珂、邹进贤……一大批闪亮的名字如群星汇聚，照亮了大西南的群山。

    他们完成了从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到中共四川省委及各级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推动了四川地区的国共合作，发动了策应北伐战争的泸顺起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