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外的纪念碑。

纪念馆内景。

金正纯老人讲述汤池训练班往事。

陶铸等使用过的会议室原貌。

陶铸与夫人曾志在汤池留影。

汤池训练班办学点之一彭家祠堂，历经风雨，如今只剩下一堵墙。

训练班办学方针。

    中红网湖北武汉2020年5月25日电（刘钇宏、郑毅、郑君波、梁晓莹）

    提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年11月，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同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协商，决定在应城的汤池乡（今汤池镇）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训练班由爱国人士李范一出面主持，时任中共湖北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铸具体领导，以培养农合干部的合法名义培养抗日干部，重新建立、发展鄂中党的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汤池训练班”。

    从1937年12月第一批学员入学，到1938年10月因鄂中沦陷停办，训练班仅办了10个月，却为后来的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播下了火种。这里共走出了600多名抗日干部，为新四军第五师输送了主力兵员，被誉为湖北“小延安”。李先念评价，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

    本月初，记者来到汤池，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讲述——汤池训练班的“特殊磁场”

    讲述人：金正纯，86岁，原应城市文体局副局长

    “我曾在邻近汤池的陈家河小学念书。我的老师胡璇同（胡旋）、李必超以及陈家河工作组的组长汪心一，都曾是汤池训练班的第二期学员。”金正纯老人讲起话来，中气十足。

    数十年来，他执着于研究汤池训练班的历史，多次到自费到全国各地寻访当年的老师和其他相关人物。“当年，汤池训练班好像有种特殊的磁场！”他为记者讲述了两段真实的故事。

    国民党督学加入共产党

    训练班一期开学不久，国民党为了监视，派当时的应城县政府督学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张谦光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他同训练班师生频频接触，亲眼看到一大批热情的青年在这里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大家孜孜不倦学习，随时准备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这种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精神使他深受鼓舞，逐渐对国民党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形成抵触心理。

    于是，他很快改变“旁听”态度，决然地跟随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亡之路。1938年，张谦光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敌后抗日民主政府的湖区区长、应城县县长、中共应城县委书记、鄂中地区专员、兴山地委书记等重要职务，领导地方抗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张谦光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争取“汉流”共同抗日

    以训练班一、二期结业学员12人组成的农村合作小组，在1938年2月进驻陈家河后，逐步在农民、矿工、知识分子、资本家乃至封建帮会组织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汉流”是个分布广、势力大的帮会组织，对内统治森严，对外强烈排斥。群众中传说他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不能得罪！”

    陶铸认为，必须引导“汉流”走抗日道路，否则一旦被日伪利用，将成为我党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大障碍。鄂中特委决定派部分同志打入“汉流”，争取的重点就是鄂中势力最大的“双龙头寨主”郭仁泰。

    1939年8月，金正纯的老师汪兴一与郭仁泰的左右手李春山接触，讲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并请他向郭转告：大敌当前，患难与共，团结抗日，救国救民。

    经多方努力争取，郭仁泰终于签下3条协议：1、汉流必须坚决抗日；2、整顿汉流秩序，坚决纠正损害群众的行为；3、由郭仁泰出面组织、开办汉流骨干人员训练班，接受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

    回忆——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

    采访期间，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希望寻访到曾参加过汤池训练班的健在学生。遗憾的是，虽辗转获得几个线索，但老人均已离世。毕竟，时间隔得太久了。

    幸而，我们找到了1985年应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出版的内部资料《应城烽火》第三辑——“革命回忆录”。翻开发黄的纸页，阅读先辈们朴实的讲述，那段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穿过了70多年的光阴，恍惚就在眼前。

    以雪为被，依然睡得香甜

    1937年11月下旬，停泊在汉口（今江汉桥）附近的一艘小火轮，满载着热血沸腾的青年，由陶铸同志带领，沿汉口逆江而上，向汤池进发。这是去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多数是平、津、沪、宁各地流亡来汉的大学生，少数是本省知识青年。一共50来人，其中女同学7人。

    小火轮上歌声不断。我们这批青年，好不容易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挠，奔向革命熔炉，就像鸟儿挣脱了笼子。

    到达汤池，我们住进距汤池约1公里的李家庙——一座破旧的庙宇，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男生住在大殿里，我们女生住在耳屋，都打地铺睡觉。屋外下大雪，屋里就下小雪，虽然以雪为被，依然睡得香甜。大家天天吃煮白菜，加了豆瓣酱，吃得很香。

    早上五点多听到哨声，立即穿衣起床出操，天上还有星星月亮。每天陶铸同志带湖南腔的话语和口令，在雾气朦胧的晨曦中回响。出操后赶忙盥洗。严冬时节，水缸只有冰水，洗脸不过是个形式，只有每隔几天去汤池（温泉），用热水再洗一番。

    训练班学习内容很充实：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农民工作，实际内容是发动组织群众；三、游击战术；四、办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我们没有课桌椅，我们全部坐在庙前的地上，用膝盖当桌子。

    集中学习一个月后，全班分到乡镇实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学们深入矿区、乡镇，在街头讲演、办墙报、教唱歌曲、演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很大。有三四个同学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时常唱得周围的农民和小商贩都感动得流泪。
还到矿区搞社会调查。看到矿工们天不亮就坐在竹篮内吊下矿井，天黑才吊出地面，吃的是冷饭团和萝卜干，过着不见天日的牛马生活，对我们是一场生动的革命教育课。

    （讲述人：夏菲，1913年生，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胡旋，1916年生，曾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郑速燕，1919年生，曾任武汉东湖疗养院代理书记）

    告别留言：相见在前线！

    训练班接连办了3期后，革命影响不断扩大。1938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竭力干扰，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也对陶铸横加指责，训练班被迫停办。可陶铸马上想出办法，将汤池训练班改为汤池临时学校，继续办学。

    这年4月，我由在家乡办农村合作贷款的肖松年同志介绍，来到汤池临时学校学习，校址在夏家庙。

    那时台儿庄虽然取得暂时胜利，而徐州会战迫在眉睫，报纸上接连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亡国论者散播徐州不保、武汉难守的悲观论调。抗日救亡的紧急形势，激励了汤池临校的青年学生，最紧迫的要求是学习军事，同学们请求老师向陶铸同志反映。

    学军事、打游击，如何学？如何打？没有军事教员，学习就自发干起来。有同学说摸营袭击可以练，学生们就组织夜间摸营，本来是号召身体好的男生参加，可行动这天，谁都不甘落后，连女生都参加了。

    晚上8点开始行动，目标是另一处学习地点——九龙庙。天黑无月光，完全走田埂小路，这对我们青年学生，可以说是大姑娘坐花轿——生平头一次。走不多远就前后掉队，多数人都被挤进了稻田中。眼镜近视的同学得人牵着走；女同学多数穿着旗袍，腿迈不开、走不快，摔跤哭鼻子。8里路走了5个小时，深夜1点钟才到达九龙庙。
台儿庄失守后，临校同学参加抗战热忱更加高涨。6月中旬的一天，陶铸将我们百来名同学集中到夏家庙初中部课堂，跟我们讲抗战形势，说日本军队是可以打败的，亡国论者是站不住脚的！对大家学军事的强烈要求，他说可以帮助介绍我们到二十七集团军干训团受训（后改为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我和10多位相熟的同学当即报了名。

    离开汤池去干训团的头三天，整个学校沸腾了。大家互相告别，签名留念：抗战胜利再见！相见在前线！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小调》、《保卫黄河》，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武汉沦陷后，陶铸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一起，组织了应城人民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夏天，我们三支队已改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三团队，在陶铸的指挥下，由团长蔡松云率领我们一连，回到我的家乡陈家河，活捉了日伪维持会长严文轩、恶霸地主陈智仙。紧接着，又将盘踞在汉川横堤方家垸子的岑鹏匪部，驱逐到襄河南岸。

    （讲述人：周杰，1921年生，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广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