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从网上看到江青的两任秘书闫长贵、杨银禄发表的文章《不能丑化，妖魔化她》，我认为他们对江青的评价是客观真实的，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与我两次近距离接触江青和多年的观察了解相近。

    自从1966年毛主席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后，随后江青也搬到钓鱼台居住。因为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人员也住在钓鱼台，江青住在钓鱼台也方便工作。自从江青住到钓鱼台之后，无论是开会还是探访主席，也经常到游泳池来，而且她到游泳池来，一般不提前通知。

    虽然江青没有和主席住在一起，她仍然属于中办一组党支部，按照分工，仍然由担负毛主席警卫的一中队负责江青的警卫和服务工作。有时江青要骑马、游泳等，由我们一中队派人。1968年我调到一中队后，还到钓鱼台给江青搬了三天的家，就是从11号楼搬到10号楼。总之，只要是江青提出来、一中队都尽职尽责的做好，江青也比较满意。为此，一中队给江青接触比较多。我的记忆中和江青有两次近距离的接触。

    一次是1969年春天，大约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江青临时住在了中南海的怀仁堂后花园。怀仁堂后花园花香四溢，风景优美，居住条件、居住环境比游泳池要好得多。怀仁堂后花园有个东门，出了东门有一条不宽的油漆路，通往毛主席居住的游泳池，总距离一百米左右。

    当时，我在主席游泳池西南角的公路边站哨。有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大约九点多钟，也就是主席正常起床吃饭的时间，江青从怀仁堂后花园的东门出来，沿着公路往东去主席的住所。我见她身材修长，穿着朴素，满头黑发，走路缓慢，显得体质较弱。她的卫士和护士紧随其后，护士手里还拿了一个小方凳子。当走到我的哨位时，江青面朝北对着我停下了。我赶紧按着规定，以立正的姿势向首长行礼。

    护士看到江青停下了，赶紧将凳子放在她的身后，江青就在我的对面坐下了。江青看着我，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见过你”。由于这是我和中央首长第一次面对面地讲话，我当时的心里很紧张。心里想，我刚调来一中队没有多长时间，只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时见过，还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面，怎么会认识我呢？一紧张就顺口很生硬的蹦出了一句：“你认识我？”可能江青也看出了我的紧张心情。这时，江青还是很和蔼地问我：“你是哪里人呐？”到这时我也不怎么紧张了，就赶紧回答“我是河北省冀县人。”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是石家庄南边的冀县（因为天津市还有一个蓟县）。”江青接着“啊”了一声说：“我知道。”她伸出右手指着她自己的上衣说：“你们那里叫大棉袄”。可见江青对河北的方言很了解。我说：“对，叫大棉袄”。就这样江青和我面对面的聊了有十多分钟。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一次单独面对面的和中央首长谈话。

    江青跟主席时间长了，也学了不少主席与群众交流的方式方法、兴趣爱好。像见到群众，问问姓名、籍贯，年龄、家庭情况等等，借以缓解群众的紧张心理，有时也给人改改名字，达到好的心灵交流。

    江青和我聊完了，稍做停留起身准备走，卫士和护士赶紧上前搀扶起来，带上凳子，跟随江青往东向主席的房子走去。大约走了有三、四十米，我看到在游泳池花园的墙南公路边，又停下来坐了一会，才站起来往前走。我一直望着江青从游泳池花园东侧往北拐过去。

    我才到一中队时，就听中队的领导讲过，江青的身体不好，要求我们注意安静等，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羸弱。

    毛主席反对夫人参政，也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发号施令，他怕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及个人的决策。他曾经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而江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则不干预毛主席的工作。

    第二次是主席到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时，会前有一天上午，江青乘车来到芦林一号的后门，江青到主席这里来，一般不走前门，而是从后门进出，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中央领导的地方。她下了车，我给她打开房门，我看到她满脸笑容，精神很好，还主动伸出手来给我握了握手，然后，她非常高兴地进了主席的房间。

    过了半个多小时，吴旭君、尚来宝等工作人员送江青从主席的房间里出来。走到门厅里时，江青突然停住脚步，对着送她的吴旭君、尚来宝等人说：“你们怎么搞的，前后两个门都开着，这么大的风，主席出来吹病了怎么办？你们在主席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是怎么照顾主席的？”

    只见吴旭君和尚来宝等人只是笑着点点头，即不解释也不反对。实际上开关门是我们哨兵所为，与主席身边的人员无关。对于江青误解的批评，只好采取谦和的态度处之。因为毕竟照顾主席的还是这些整天呆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尽职尽责。
直到把江青送出后门上车走了，我们就把前后门关上了。因为平常没人进出，主席房间的前后门很少打开，因为考虑到江青进出前后门都方便，所以，我们哨兵才同时打开了前后门，结果闹出了一场误会。

    由于在主席身边的人都了解江青一阵好一阵坏的脾气，看在主席的面子上谁也不跟她一样。应该说江青并不是不关心主席的身体健康，只是关心的方式、方法不对，有时难以让人接受。尽管主席有时候也批评她，但他们毕竟是夫妻，而且她也自称是毛主席的学生，她也很敬仰主席。

    经验告诉我们警卫战士照顾江青需要非常谨慎，尽力服好务又不让她提出意见，因为她不仅是主席的夫人也是中央首长。尽管我们小心谨慎，有一次还是引起了江青的误解。这一天江青到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所来，主席门前的哨兵看到她的车来了，就给警卫值班室按了一下门铃，结果被江青在车里看到了，江青下了车就对哨兵发火，说：“我到了家了，你们还监视我”。我认为江青是误解了我们的意图。实际上，按门铃是警卫制度的规定，一是有紧急情况，按规定的按法通知警卫值班室处理；二是有中央领导或客人来了，通知警卫值班室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来迎接一下，显得有礼貌，这是正常的警卫制度和很自然的接待礼仪。有时王洪文来了，虽然那时他才三十几岁，但他是中央领导，比他大几岁的中队长陈长江还要给他开车门。我们看到，陈长江的手还没有伸到车门上方，王洪文就从车里很轻松地跳下来了，但是礼节还必须做到位，这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养成的习惯。可是江青不知道警卫制度及我们的目的。为了减少误会，过后，我们把门铃挪到路东边的松树林里，挂在松树枝上隐蔽起来。但程序不能少，这是警卫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