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下旬，周恩來视察河北安国制药厂题写“敢想、敢說、敢干、实干、巧干”的场景。周恩來身后居中站立穿军大衣者为姜贵春。

1960年4月13日邓颖超和她的秘书张元，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等人前往北京陶然亭公园拜谒中国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石评梅的墓碑。邓颖超右侧为姜贵春。

    姜贵春，原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退休干部，1954年春至1962年秋在西花厅工作。

    我是1936年生人，老家是黑龙江省庆安县。1952年8月，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东北局交际处。1953年调到北京，在中南海警卫局学习接待和服务工作。记得在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虽然当时只能远远地望着两位国家领导人，心中还是非常激动。

    1954年春天，警卫局分配我到西花厅工作。

    当时西花厅的行政生活方面由何谦秘书主管，卫士值勤由卫士长成元功主管。卫士又分前厅（前院接待客人的大客厅）后厅，前厅值班室负责接待、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卫士有乔金旺、宫润富、包兰成。后厅值班室有张树迎、赵行杰、韩福裕、张永池、尹佩林、冯佛成、谢连珍。赵行杰和乔金旺都是由警卫局调来的。负责照顾大姐（邓颖超）的生活是霍爱梅，她是1955年来的，她之前是霍英华。冯佛成，谢连珍同时也负责大姐那边的保卫和外勤。

    总理的司机先是钟步云，1955年钟步云牺牲后调来的是杨金明，老杨一直跟到总理最后。大姐的司机是纪书林。

    厨师是桂焕云。王诗书是桂师付的助理，1958年老王调去中直管理局，林青就常来帮忙了。还有一个田建，田建在国务院食堂有工作，有时他来帮着盯夜班的工作，1958年以后他就回大食堂了。

    1954年至1956年，机关开始逐步精减机构，宫润富、谢连珍、冯佛成、尹佩林、韩福裕相继离开。1958年张永池也调离了。

    我进西花厅那年才18岁，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中我年纪最小，大姐一直拿我当小孩。我开始做内勤，负责打扫卫生和照顾总理的生活起居。平时总理工作特别紧张，又经常去外地甚至国外工作，凡是总理外出或出国访问，均由成元功或何秘书带一至两个卫士，负责警卫和服务。有时候只剩我和霍爱梅陪着大姐守着这个家。后来冯佛成他们调走后，后厅不再分内勤外勤，我也开始参加值班。总理去外地，何谦，赵行杰也带着我。记得有一次总理去成都，我和赵行杰随行。我们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两位老人在散步，他们穿着长袍，头戴着瓜皮帽，在人群中很显眼。总理过去和他们聊天，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城市人民吃的怎么样？估计他们没有认出是总理，但也知道是个大首长。总理听了两位老人的介绍，也没表态，只是对他们说：我是向你们了解情况，向你们学习的。那一次赵行杰还给照了相。

    1959年何谦也走了，西花厅做卫士工作的只剩成元功、张树迎、赵行杰、乔金旺和我5个人了。高振普是1961年来的。

    1958年以前，总理生活虽然也很紧张，但基本上还是有规律的。我们一般掌握总理的作息规律，他早上5点半6点睡觉、10点半11点左右起床，他的早餐其实就在中午了。饭后十几分钟，总理进办公室开始工作，我们给他冲好茶送进去，他不抬头，我们也不说话，怕打断他的思路。

    总理写文章多用铅笔，是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那时我老给他削铅笔，一次削一把，全放在一个笔筒里。如果是题字或文件的眉批他就用毛笔。他身上从不带笔，开会时会上有准备笔，另外秘书身上带着笔。

    总理的办公室的电话不放办公桌上，而是放在办公桌旁边的茶几上，这样拿起来方便。办公桌上是笔墨纸砚、台历、座钟和茶杯。

    我刚去时，总理办公室里用的是个手铃，还是成元功在旧货市场买的，一个挺精致的手铃，象个倒扣的小饭碗，碗顶上面有一个红色按钮，里面有弹簧转铃。总理要找秘书，他按铃，我们就进办公室，他说要哪个秘书来，我们就去西厢房找哪个秘书。但是对总理来说这个节奏还是太慢。后来就安了电铃，安电铃也是何谦找了国务院维修班的卢师付给做的，我们叫吊牌电铃。总理办公桌旁一溜电铃，通到各秘书办公桌、通值班室、通卧室，方便多了。

    夏天办公室里放一个只有扇页没有保险网也没有自动开关的旧电扇，这个旧电扇很难调，风大了哇哇响，风小了不管用，我们需要一点点对付才能调好，后来才换了一个好点的电扇。

    总理长期做情报工作，每次办公结束要休息了，办公桌上所有的文件，让值班秘书全拿走，放进保险柜，他不在办公室时你什么也看不见。办公桌抽屉里只有一盒清凉油，劳累时擦太阳穴的。

    国内有事，总理出差是说走就走，总理一说要走，坐上车就出发，雷厉风行。我们也都随时做好要出差的准备。有时总理夜里出发，大姐早上起来都不知道，说这人哪儿去啦？

    总理的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他很少有时间和我们说闲话，他是节奏快工作忙，只有吃饭、散步，或外出坐火车时有时还能和我们聊几句家常里短。

    总理身体非常好，从不生病。偶而感冒，我们给他倒一小杯茅台酒，就着几颗花生米，没有花生米就光喝茅台酒，很快就好了。那时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按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活一百岁没问题，而且头脑清楚，处理问题果断。

    1958年以后大跃进、反右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阶级斗争也提出来了，总理就更忙了。我们也跟着紧张，轮流值班。

    大姐很少跟总理出去，1954年我刚去西花厅时，大姐身体状况很不好，她是更年期反映，半办公半休假在家。陈楚平和阿曾（曾宪植）经常过来和她谈些工作上的事。1958年以后她的身体状况开始好转，那时谢连珍他们都下放了。大姐去外地是我和霍爱梅陪着。1958年，我们陪着大姐去外地转了好几个地方，西安、成都、桂林等，最后是到广州，在那里等总理率团回国。

    总理和大姐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关心，经常问寒问暖，谁家有困难，谁家有病人了，他们都照顾。西花厅大门旁边的西小院是秘书们住的宿舍，总理大姐出来散步时就去那里看看，看看同志们的家庭情况，看看他们的孩子，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些家庭了解社会情况，包括物价啦，粮油副食供应啦，生活水平啦等等。

    纪书林小孩考上大学，总理对老纪说，象你这种家庭情况，孩子考上大学，我们也应该表示祝贺祝贺，邓大姐就送给老纪的孩子一条毛毯。杨金明家里人口多，生活上有一定的困难，总理让成元功每个月从他和邓大姐的工资中给予老杨一些补助。

    1960年，成元功的一个亲属病了，他想请假回山西汶水家里去看看，但是他太忙了回不去，总理让李琦（原总理办公室主任）去汶水县成元功家中慰问一下。李琦1956年就下放支援地方，任山西省宣传部长。

    1956年我父亲生病时，我曾回去一趟。回来后，早上在卫生间，总理一边洗脸刷牙换衣服，一边问我农村合作化的情况，农民生活怎么样？家里生活怎么样？那边天气怎么样？问的很细，他是在通过我们这些探亲的工作人员来了解农村和基层的情况。当然，他问过之后，一般都不表什么态，不答复你。

    1957年我父亲病故，家里来信说都已经安排完了，当时因为忙，我没有回家去看。大姐知道了，让张元找我谈话，问我家里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并且交给我30元钱。在当时，那30元钱可管用了，能买好多药，我父亲病了一年多，为买药家里欠了许多的债。

    后来有一次，总理去哈尔滨开会，早上他刷牙时忽然问我：“你不是黑龙江人吗？家里怎么样？你父亲去世后家里生活怎么样？要不要回去看看？要不然你就回去一趟吧！”当时要回去还真是有这个条件的，哈尔滨离我们家600里地，用车也方便，总理是认真说的，如果我说要回去，肯定给我假。可是我对总理说：这次我们工作人员来的少，只有两三个人，你还要去南方，时间紧，以后再回吧。总理说：“那你自己定吧。”说完就笑了。

    总理大姐对我们工作人员关心照顾，对你们却很严，他们经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依靠总理这个关系对你们过分照顾。那时文化部等单位常会送来文艺演出的招待票，我们工作人员家属可以去看，却从来不让你们去看。也从没见单独给你们买过衣服，你们穿的都很朴素。还有每年夏天，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你伯伯入住的是一所荷兰风格的小楼，一楼有个很大的大厅，二楼是你伯伯和你七妈住，我们工作人员和秘书住在一楼大厅后面的一排房间，旁边是厨房。我们曾经向何谦建议说：别的首长都带家属来北戴河，人家吃饭时一大桌，游泳时一大帮，热热闹闹的，就咱们这儿冷冷清清。能不能也来个侄男侄女，哪怕只来一两个，吃饭时说说话，总理这儿也有点家庭气氛。何谦说：咱们说了不算，要跟大姐说。后来他告诉我们：以后这事别再提，邓大姐说来北戴河是来工作的。

    当然不特殊照顾不等于不关心，大姐经常关心你们的学习情况。我记得有一次你姐姐秉德来西花厅，我和她陪你七妈出来散步，你七妈问秉德最近的学习情况，她当时好像在学习俄语。还问她考试情况怎么样？学校情况怎么样？

    那会儿你和秉钧已经回你父母家了，秉德周日常去西花厅，你们这几个弟弟妹妹有时也来玩。你和你哥哥还好，都大了；小五（秉和）和小六（秉建）有时自己来，你七妈就比较操心。每次他们要回家，大姐就让我去国务院大门外给他们俩叫辆三轮车，先交好钱，为了安全起见，还要记住三轮车的车号，怕万一出什么事。大姐总说：“小姜，你把他们送走，叫个三轮车。孩子太小，别迷了路。”当时你伯伯和你七妈每人两台车。我想：孩子这么小，路又不远，用个车也没什么。但是大姐说：“那不行，汽车是为我们办公用的。”

    在西花厅，从我的记忆中，周家的孩子们对我们都叫叔叔阿姨，很有礼貌、很文静、守规矩，更没有大吵大闹或出去闯祸惹事，也没有妨碍过我们的工作。你们有时在院子里玩热了，进屋找水喝，在卫士值班室都是自己倒水喝，从来没有说让我们为你们做过什么，我们也从来没有伺候过你们。记得尔辉（周恩来堂弟周恩硕之子）工作以后，来的次数就少了。偶而来一次，我过去给他倒茶，他很客气，一见我过来倒水就马上站起来了。这都是总理大姐家教严，是他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好作风带给你们的影响。

    1958年以后，大姐让我一个月去你家看一看，一个是看看你家有什么事，你爸爸的胃病好些没有。再一个去送点东西、水果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送，象金日成送来苹果，西花厅的人大家分完以后，留出一份给你们家，东西不多，我骑个车就过去了。或者逢到八月十五，大姐买了月饼，也让我给你家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