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们的腰杆子也挺起来了，衣袋里更有了钱。然而，在这祥和与安宁的氛围中，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有的作品缺少“灵魂”，不能“与时代同步”；有的作品没有“以人民为中心”，难以“用明德引领风尚”。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去探讨，去研究。

    为什么今天的好作品会越来越少呢？我想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金钱”的诱惑。在这个以经济为主体的年代里，促使一些作家艺术家只看眼前利益，忽视了作品“为谁服务“的追求。因为，这一时期的文艺多以娱乐为主，故然没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二、贪图享受。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不愿深入实际，他们“闭门造车”，凭空而写，因此作品缺少根基，没有民族性。三、追求自我。他们不关心别人，不过问政治，不顾及自己所创造的角色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只图自己一时的痛快。当然，这样的作品就留不下来,也就没有生命力。

    今天，我想从我熟悉的文学、影视、音乐等几个方面简单谈一谈个人的想法，不妥之处还盼批评。

    作为一个“中国作协”会员，我有理由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发表诗作，后来写了一点散文。

    我认为，现在是写诗的作者很多，然而看诗读诗懂诗者甚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追其原由，或许是诗歌写得太“朦胧”了。有些作者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创造生词，反意表述。慢慢的，诗歌没有了格式。诗歌没有了韵觉。诗歌没有了标点符号。诗歌没有了内在的节奏感和朗诵性。就连我这个写诗的人也看不懂。

    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在与一位“著名”的中年词作家交换意见时，我建议他把“A段”和“B段”的歌词韵觉统一下，这样便于群众记忆。他却回答我：“现在我们还故意去探索歌词不押韵呢？”也许我的观念太老了。但我可以断定：不押韵的歌词就是不顺口，不顺口的歌曲就难以传唱。有时我在想，或许是有的写诗人压根从理论上就没解决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平仄”的问题。

    记得1979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贵州。在一次音乐界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发言谈及“文艺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文艺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时，当即就被一部分老作者把我轰下了台。他们指着我说：“你说的不对，什么叫深入生活？难道我们在城市里就不叫生活了吗？俩口子在家也是生活嘛。为什么文艺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城市里的青年人服务就错了吗？”从那时起，朦胧诗开始盛行，港台歌曲被推波助澜，文艺创作便以娱乐为主了。

    据我所知，有的作家可以长期不出门，不接触社会，凭借别人讲述的一个小故事梗概便开始凭空写作，随意编造长篇故事，那书硬是一部接一部的出版。我们试想一下，这样的作品能奉献给人民大众吗？能与时代同步吗？能产生社会影响吗？当然不会！

    我是从事电影工作的，也是个“中国影协”会员，我对影视作品很有看法。

    我在电影厂生活已经30多年了。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搞电影的人就很少有兴趣看电影了。早年我们厂里的大礼堂总是高朋满座，一票难求。后来是稀稀拉拉。到现在是空空荡荡。

    早年的岁月，我就是个电影迷，每年我都能准确地预测到“金鸡奖”影片的得主。可如今呢！我却很少看电影和看电视剧了。特别是电视剧，每当我看见那些穿一身白领，披一件皮大衣，一脸小鲜肉和一副大家闺秀模样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挥舞着手枪与日本鬼子奋战的场面时，我就越看越生气。我是当过警卫员的，一把手枪最多8发子弹，自动手枪也才12发子弹，有效射程为15米至20米。可电影和电视里的他们，一抬手就能打退日本兵一个连，你看了你相信吗？抗日战争我们打了8年，如此艰难的岁月，就被这邦先生们的作品糟蹋了。其实这是在对我们的抗日英雄不尊敬。是在误导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我敢说，这类的编剧和导演，他们压根就没有深入过生活，他们的这种做法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可怕。

    据我所知，一部影视剧下来，主创和主演的报酬是非常丰厚的。拍摄这些影视剧（片），国家、商家、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数成为一次性消费，让投资者负债累累，血本无归。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为什么有这么多堆积如山的电视剧（片）还在一批又一批的生产呢？为什么有的人还在钻头觅缝的去鼓动拍摄呢？其中的奥秘那就不言而喻啦！因为，“拍摄者”有收入，“投资方”想出名，“赞助人”有私利。

    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为什么生命力那么强，让观众百看不厌，其主要原因就是作家艺术家不计个人报酬，一心深入生活。写好自己的剧本，演好自己的戏，这样的作品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也能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文学艺术家。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作曲，毕业后在贵州省军区演出队任创作组组长。30岁那年我发表了一首《战友之歌》，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后来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