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和平起义人员邓飞黄有着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邓飞黄原名声坦，字子航，桂东县流源山口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与罗隆基、傅斯年等投身"五四"运动。192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主编《国民周报》、《国民新报》。

    长兄邓飞黄对邓力群的成长成材有着重要的影响。邓飞黄是四弟邓力群的长兄。年长邓力群20岁。邓飞黄曲折坎坷的特殊时期，正是国共两党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的时期。邓飞黄是湖南和平起义的核心成员。长兄邓飞黄对弟弟邓力群推动和平解放新疆有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

    邓飞黄幼时资质聪颖，力学笃行。留英期间，省吃俭用，将节余的5000余元资金全部用来购买图书资料。抗日期间迁往重庆时，他家行李简朴，仅书籍甚丰。他赴欧留学回国后一段时间寓长沙。在桂东旅长同乡会的欢迎茶话上，他说:"同乡们要广增知识奋发图强，为国增光，为家乡增光，欢迎大家来借书看。"邓飞黄本身学识渊博，主编过多种报刊，著作甚丰。译著有《社会经济学》、《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等。

    在中学时期，邓飞黄8个学期有7个学期是全年级第一。本来报考了海军学校，由于身体不合格，没有成功。正是身体不好，也没有机会报考陆军学校。不适合军事工作。邓飞黄调整了发展方向。希望将来从事政治改革运动。这时政治改革运动、国会政治对邓飞黄起了一些影响。当时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将来当国会议员。逐步成长。进而当国务总理而救国救民。

    1919年6月，邓飞黄考取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了各种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如裁兵运动、驱彭运动、非宗教运动、民权运动、国民议会促进会、学生会等。热情参加，积极活动，并且是骨干分子。活动能力非同一般。

    苏联1921年3月派马林、1921年8月派越飞来中国，同孙中山先生商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事宜。

    1922年邓飞黄在《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章，加入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1922年8月与共产党员何孟雄、高君宇、范鸣劼、李骏等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邓中夏主持的《工人周刊》写过文章。帮助邓中夏做一些工运工作。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党员，邓中夏、蔡和森、范鸣劼、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跟邓飞黄关系很好。交往较多。邓飞黄参加了共产党在北京的很多活动。几次被邀请参加共产党组织，由于有家庭顾虑等原因，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苏联又给中国国民党派来鲍罗廷和一些军事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

    1923年10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1月，组织了湖湘学社，作学术研究，出版《湖相半月刊》，由邓飞黄主编。邓飞黄对于社会主义已有初步认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政纲、新党章。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邓飞黄号称国民党的左派。直到1927年，和共产党的关系都比较要好。

    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北京办事机关，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王法勤、丁惟汾、石英为常务委员。李大钊为组织部长，马叙伦为宣传部长，于树德为青年部长，邓飞黄任青年部秘书。从此以后，邓飞黄始终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为国民党工作。

    1924年10月，冯玉祥通电主和，推翻曹吴，将自己的军队改为国民军。欢迎孙中山北上。创办了“民报”中英文版。英文版由陈有仁主持。中文版编辑由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任。萧子昇任总编辑。郭春涛、范鸣劼、李骏、朱务善、邓飞黄任编辑。作为国民党半公开机关报。1925年7月15出版。只办了一个多月。就被封停。

    1924年冬天，联络组建了少年建国团。由郭春涛、邓飞黄、路友于等联络各省青年学生。人员总数达一百多人。在1925年6月7日组织了中山主义同盟会。邓飞黄负责组织工作。这就是后来招受陈果夫严厉打击的大同盟。因路友于与丁惟汾关系很深。被外界认为丁惟汾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丁惟汾对有些帮助。尤其在1928年丁惟汾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对这个组织帮助更大。但郭春涛、邓飞黄、顾孟馀与大同盟这个组织的关系更深。顾孟馀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跟邓飞黄也是师生关系。

    郭春涛与邓飞黄亦步亦趋。形影相随。郭春涛与中共地下党也联系紧密。郭春涛曾经营救过邓小平。邓小平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场。邓小平从后排走出来，穿着灰色军装、个子不高，高高地挥舞着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无法容忍部属这种行为，立刻宣布散会，并授意军法处以破坏军纪罪将邓小平逮捕囚禁。郭春涛与邓小平曾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素来钦佩邓小平同志的才智、胆识。深夜，郭春涛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找到国民军第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共同商量联手营救邓小平同志的办法，决定利用冯玉祥信任刘伯坚的人际关系，由刘出面劝冯。次日清晨，刘伯坚来到冯玉祥家里，他对冯玉祥说：“昨天被军法处抓起来的那位青年是应您请求，由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早在苏联学习时，就是您女公子冯弗能的同学，这样做恐怕影响国共合作，女公子也会有意见；再则在那天会上他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完全出于他对邓演达主任讲话的拥护，对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的憎恨；三则在昨天大会上带头喊口号的是邓演达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冯玉祥觉得这些话有道理，于是便命令释放了囚禁一天的邓小平。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日后竟然成长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的总设计师。1927年6月，郭春涛升任冯玉祥国民军第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周恩来到重庆，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有张澜、郭春涛等人参加的“九人团”，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实现联合抗日。1939年，周恩来又指示王炳南（中共地下党员）配合郭春涛组织成立“东方文化协会”，于右任为会长，覃振为副会长，郭春涛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协会成立后，郭春涛四处奔走，联络、团结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界人士，如日本反战同盟，越南、印度、泰国等代表，组成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同时配合中共在重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夏，王昆仑、郭春涛等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1945年10月，在重庆又成立了以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为目的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陈铭枢被选为主席，郭春涛被选为常委兼秘书长。郭春涛的家就是“民联”的秘密机关所在地。革命胜利的前夜，1948年元月，在中共的支持和鼓励下，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执行主席，何香凝、郭春涛等16人当选为中央常委，郭春涛还担任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

    1924年12月7日大同盟出版《国民周报》，邓飞黄任主编。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鼓舞发展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各项工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到中央公园参加孙中山追悼会的群众有几十万人。

    1925年8月25日，《国民周报》改为《国民新报》出版。段子均任总经理，邓飞黄任总编辑。英文版由一位美国的女共产党员主持。林玉堂负一部分责任。大同盟党中推举李大钊、顾孟馀负责指导。组织社论委员会。中文副刊由鲁迅主编。奉直联军进入北京后停止办刊。邓飞黄经历了1926年的北京“3.18”惨案，战斗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沿，几乎被杀害。京报记者邵飘萍被杀。邓飞黄事后被列为北洋政府逮捕通缉名单。头上高悬着利剑。把脑袋系在了库腰带上。李大钊、邓飞黄躲在俄国使馆避难。居住到1926年的6月。

    国民党中央要求邓飞黄去广州工作。1926年7月初到达广州。顾孟馀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邓飞黄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派于树德、郭春涛、简又文、邓飞黄为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1926年11月，邓飞黄离开广州。在广州期间，邓飞黄参加了邓演达、顾孟馀、丁惟汾、陈果夫为中心的左派组织。此外，参加广州左派组织的还有：王法动，朱霁清，路友于，郭春涛，段锡朋，童冠贤，周炳林，曾养甫，王仲裕。蒋介石不断打击右派领袖胡汉民和左派领袖汪精卫，逐步窃取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

    1926年11月邓飞黄由广州经长沙到武汉。经上海、天津、北京、大原，于1927年3月到达西安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冯玉祥委任邓飞黄为民政处长。当时冯玉祥倾向共产党。委任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邓飞黄、郭春涛和共产党员渐渐有了距离，不同于在北京时期那样团结合作了。国民革命联军出师潼关时，邓飞黄任前敌政治工作团主任。

    1927年郑州会师时，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唐生智、张发奎、谭延凯召开分共会议。从国民党队伍里驱逐共产党员。1927年7月10日，在武汉举行了分共会议，邓飞黄走向了反共反革命的道路。

    北伐时期，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北方各省党部党务干部大半都是大同盟分子。1928年4月，丁惟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统一任命各省党务指导委员，统一党务组织。大同盟分子占了多数。因此被诬陷，扣上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标签。后指导委员会被改为整理委员会，清除了各省非嫡系分子，规定三全大会代表产生采取指派圈定的办法，造成清一色的蒋陈系统。河南省党部几次请求选举代表，都被拒绝。

    1927年6月至1929年3月，邓飞黄担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部政治训练处长（主办党政训练班），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筹备委员与常务委员，开封政治公会委员，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与常务委员，河南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也由邓飞黄主持。因在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内工作，所以比较顺利。冯玉祥的作风是刻苦努力、爱国爱民。对邓飞黄的影响较大。冯玉祥对共产党员的态度很客气，护送出境，没有逮捕杀害。邓飞黄在河南省党部工作时也没有危害共产党员。

    1927年分党后，形成了中间路线。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领导者是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反蒋反共的青年分子都加入了改组派。邓飞黄跟顾孟馀有较深的关系，邓飞黄于1928年11月加入了改组派。邓飞黄在汪精卫、冯玉祥之间做了一些联系工作。冯玉祥向阎锡山求援时被软禁。邓飞黄出潼关到大原进北京。

    1929年3月，邓飞黄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会办事处。

    1929年3月1日河南省党部通电反对三全大会。地方党部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公开化。

    1929年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讨蒋。邓飞黄离开河南省党部，到冯玉祥总司令部担任宣传处长。

    1929年9月邓飞黄去上海。1929年10月去香港见汪精卫。汪精卫任命邓飞黄担任北方联络工作。冬天回到北京。

    1930年3月总司令部宣传处办事处转移到北京。1930年5月，蒋、阎冯的中原大战爆发。1930年5月，扩大会议成立。邓飞黄担任组织委员会的秘书。1930年10月，邓飞黄逃到大原，阎锡山下野。邓飞黄后回北京，到天津。

    1931年5月，陈济棠反蒋，联合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孙科派。组织非常会议。

    1931年11月，邓飞黄到达广州参加非常会议。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汪派和孙派代表退席到香港。孙派代表后回广州参加会议。汪派所属的改组派撤退到上海。在大世界开会，由汪精卫主持，选举出中央委员。邓飞黄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戏称为“野鸡中央委员”。这次选举后，将一二三届和宁、沪、粤当选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一榜及弟。所谓国民党的党务都是应付不知事青年，给以一官半职就完事了。

    1932年至1935年，邓飞黄在南京过了几年平淡的生活。邓飞黄营救了中共党员罗念冰、扶屏，还有其他几位。1932年汪精卫在南京担任行政院长。顾孟馀担任铁道部部长。邓飞黄在行政职务上担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务职务上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指令谷正纲、萧忠贞、邓飞黄负责联系改组派。

    邓飞黄在中央组织委员会委派任命各地党务干部时，邓飞黄常要求改组派同志参加。后萧忠贞回到湖南办矿。邓飞黄有空时进行读书研究工作。邓飞黄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经济月刊》。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汪精卫被刺。身中三枪。送去上海就医。选举由CC一手包办。改组派谷正纲、谷正鼎私自活动，秘密投降当选中央委员。落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有：郭春涛、范予遂、黄少谷、白云梯、邓飞黄。

    1935年12月铁道部派邓飞黄赴欧美考察。有出洋渡金、学力不够、虚荣心三个方面的原因。选了三个课程。平时在图书馆看书。

    1936年11月8日组织了“中国留英同学抗日救国会”。

    1937年上海“8.13”后，邓飞黄、范予遂回国。1937年10月7日到长沙。11月3日到南京。南京失守后，绕道陇海到汉口。国民党第六部任命邓飞黄为民众动员计划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六部后来改为政治部。陈诚担任政治部部长。

    1938年在武汉汉口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邓飞黄参加筹备委员会。

    1938年组织党务委员会和训练委员会。汪精卫提名邓飞黄为训练委员会委员。

    1938年，朱家骅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1919年至1925年邓飞黄与朱家骅就有密切联系。朱家骅提拔重用反CC分子，如大同盟分子、改组派分子。在国民党省党部安插朱系省委人员。但CC派中下层没有摧毁。朱家骅曾任职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经常参加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

    1938年11月2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对国内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统一战线的一种人民团体。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邵力子任主席，邓飞黄任副主席。邓飞黄后改任秘书长。还组织了国民外交协会。因陈铭枢曾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和平运动总会代表，陈铭枢任主席，范予遂任常务委员，邓飞黄任常务委员。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叛国，由此邓飞黄遭受严重打击。汪精卫由重庆飞昆明，逃往越南河内。由于改组派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也遭受打击瓦解。邓飞黄政治信用丧失了，个人的地位和实际的利害上及生活上承受了严重的打击。汪精卫叛逃有三个原因，一是汪精卫认为中国迟早会投降；二是1926年以后蒋介石始终打击汪精卫，千方百计进行谋害压迫；三是汪精卫个人领袖欲与机会主义表现得利害。邓飞黄出于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报仇雪恨，主张抗战到底，不投降，不离开重庆。尽管CC和特务压迫邓飞黄喘不过气来。当时使邓飞黄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和最苦闷的时候。

    1939年2月起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训练干事或指导员。训练的目的是使国民党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蒋介石产生封建的关系，“拥护抗战，反对投降”。

    1943年8月至1944年3月担任河南省党部主任。撤换了几个籍党营私、作恶多端的CC派的县党部书记。邓飞黄被诬告。后离开河南回重庆。所谓国民党的党务都是清一色的CC分子把持。

    1943年9月29日，邓飞黄当选为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

    1944年3月回重庆后。由于看到了蒋介石政权所暴露的腐败情况，邓飞黄极为愤怒。参加了好些活动，批评了当时各种弊病。还撰写了政治批评和建议的文章：《中国政治之前途》、《革新纲领刍议》、《六全大会的使命》等。想逐步推动革新运动。团结国民党党内的一切少壮分子，为革新的中坚力量。最后再组织团体，模仿英国工党的第三条路线，想走第三条路线。

    邓飞黄以《革新周刊》为中心，召开各种座谈会、联合座谈会。在会上对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他的作风，大肆批评责骂。后来停止了三民主义建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