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25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获悉敌11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高敬亭准备拦截，中午，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路过。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25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11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11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三、黔驴技穷的国民党鄂豫皖第三任剿匪总指挥卫立煌,灰溜溜逃跑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采取 “军政并进”的办法，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另外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高敬亭根据敌情，决定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月中旬，红28军在麻城护儿山东北与国民党第103师第3团第3营遭遇，前面有敌军阻截，后面有追兵赶来，情况十分危急。红82师政委方永乐主动要求带手枪团第3分队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

    方永乐率部抢占护儿山制高点，向蜂拥而上的敌军猛烈开火，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国民党军60余人。部队主力乘机转移，随后，方永乐边打边撤，不幸中弹，年近21岁的方永乐政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33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197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102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103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10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由于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日本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卫立煌接蒋介石来电，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灰溜溜地离开了大别山。

    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11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28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鄂豫皖根据地红28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28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使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