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两次思想批判总结经验教训，我以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评价，还是较为科学和公允的：“1951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新放映的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求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不分是非，用“消极面”抹杀“积极面”，它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沉渣泛起。近年来，一些邪教歪理之所以气焰嚣张，以致不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都深陷其中，并非偶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泛滥的一种恶果。在思想文化阵地上，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要去占领。这是不破的真理。不要说别的，就说最为普及的电视剧创作，那些充斥荧屏的皇帝、太后、格格之类，它们称赞什么，歌颂什么？究竟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正确的历史观！我以为，人们重复一下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并不为过。至于在现代文学史上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高抬胡适以至周作人的所谓“学术著作”，更是近年来的一种时髦的趋向，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却也恰恰说明了艾奇逊当年寄希望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再显身手”，并未完全落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应当不尚空谈，做踏实的工作。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能讳言过失，也不应混淆是非。以史为鉴，才能有益于今天的发展。

    胡澄：您说的太好了！“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即使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比如胡适一派的观点好像又吃香起来了？您作为研究红学与古典文学的大学者，可否着重对此做一番剖析。
李希凡：我写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不多，虽然早在1957年就出版过一本《红楼梦评论集》，那也是和蓝翎合作，所谓“四十年间半部书”。80年代虽有个“研究计划”的奢想，也只有起步，未得善终，写了十几年，不得已而仓促结集时，只不过完成了构想中的三分之一的题目，就是那本《红楼梦艺术世界》。这点成果本不该在权威红学家的“规范”之内。只因为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有过“首发”的“鲁莽”，也被列为一派。有的红学史家名之为“社会评论派”，却又认为，我们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同志，即所谓“毛派红学”。如果确有此殊荣，我则幸甚至哉，甘当此任，无怨无悔。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

    胡适其人，在“五四”运动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过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应抹杀的。但也从“五四”开始，他却一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运动相对抗。早在1919年7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对所谓“赤化”张目，公开地充当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急先锋，并挑起论争。在遭到李大钊的反驳后，又继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性”，“无形中形成的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使历史上演成本不须有的惨剧”。直到出版《胡适文存》时，还不忘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的野心，并叫嚷说：“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是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们的少年朋友们学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存·自序》）

    自然，在中国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中，胡适教的这套所谓“本领”，并未为广大中国志士与革命青年所接受，而他所谴责的指导中国革命，并在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却日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终于造成了民主与解放运动的燎原之势。而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却居然在他创办的《独立评论》上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后来还曾担任蒋家王朝的驻美大使，为它的垂死的统治效力，可以称之为十足的反共的“买办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中间，胡适更被尊为一种“榜样”，特别是他的那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在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在1954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清理他的学术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再联系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对毛泽东同志关注这场争论，甚至借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的由头，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是可以理解，也并非偶然。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开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的唯心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美化奴才哲学、“诬蔑中国历史”，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应当承认，这一切，都关系到当时正在深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特别是关联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创建，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论战与批判。如马克思、恩格斯之与各种机会主义，列宁之与第二国际、考茨基、孟什维克以至普列汉诺夫，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也无一不是在批判中继承、发展和形成的，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经典名著，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最著名的《反杜林论》，列宁十月革命前多数论著如《什么是“人民主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都无一不是在进行激烈的论战与批判。何况，我们在开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决不占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等学科中，仍是唯心主义十分活跃的领地。而“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污泥浊水”，使马克思主义能更广泛地占领阵地，正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不过，所谓《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学术性。记得曾有一篇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垄断北京图书馆的《红楼梦》版本，领导机关立即敦促报纸发表文章给予纠正；而且让文学界的三位泰斗出来讲话（1954年12月4日在中国文联与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三篇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是郭沫若的《三点建议》，一篇是茅盾的《良好的开端》，一篇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虽然也提到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思想，但重心却转向了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所以，这次讨论与批判，曾激发了知识界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至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应当承认，对这部杰作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此时起，才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后半生中多次谈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价值、思想艺术成就，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造成了《红楼梦》研究历久不衰的所谓“显学”地位。而当时发动这场运动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却长时间少为人知，包括我在内，也还是在文革期间才得以见到全文的真貌。不过，从“红学”研究来说，即使1954年的批判，对胡适考证发现曹雪芹家世之功，也无人抹杀。至于说到这位“大学者”的文学见解和艺术修养，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则实是不敢恭维，不只表现出他的无知与浅薄，还多多少少带有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味，甚至在他晚年的《与高阳书》（1960年）里，对《红楼梦》还是在坚持他20年代那些浅薄无知的看法：“……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  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的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第289页）胡适不是熟读“中国古典”的大学问家吗？如果他真正得到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训练”，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怎么会连曹雪芹及其伟大杰作《红楼梦》的深厚文化底蕴都没有一点体会和认识！像胡适这样大言不惭、根本缺乏读懂《红楼梦》的文学素养的所谓“大学者”，竟还能成为某些人今天高举的“学术”旗帜，这也是“红学”研究中令人不解的怪事。实际上这只能说明胡适自己的思想没根底，见解不高明，文学造诣太差劲。就看看他自己的作品吧，我虽读得不多，总还看过白话诗《尝试集》和“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光从他所谓的“修养和训练”看来，那可真是除去“白话”，就剩白水了。说到“红学”研究的现状，本来顾名思义，既称“红学”，它的主体仍然是关于文学作品小说《红楼梦》的学问。因而，不管是作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红楼梦》版本、《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以及各方面的科学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伟大作家和这部伟大作品。但是，有的红学家却总是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实际上还是变相地鼓吹“自传说”），在他们的视野里，凡是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红学”的范畴之内，却独独把对小说这个“主体”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归之于小说学；有人甚至把这样一部反映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与上层建筑如此真实、深刻的伟大杰作，非“空灵”到抽象的“生命”与人性的虚无缥缈中，才算是对《红楼梦》的正确理解；要不，就把旧红学的索隐抉微，更引伸开去，于是，秦可卿的身世，竟演绎成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曹家藏匿了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作家刘心武的所谓“揭秘”现象，并不偶然，实际上还是“老索隐”的新猜谜，“自传说”的阴魂不散，只不过这次是由一位作家把他的毫无根据的怪想法“艺术”创作化了、趣味化了而已。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能获得如此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岂不也值得我们“红学”研究者深长思之！

    至于“文学典型论”，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科学概括，本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均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和美学家，也包括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所谓“三个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有系统的阐释，这是尽人皆知，不必引述的了。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是有些挂名的共产党员都参加“合唱”的现代化的“时尚”。五十多年前，我们确曾运用文学典型论批评过胡适的“自然主义”说。无需推卸责任，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这段“节外生枝”的文字是我写的，可能有粗浅或生硬之处，但有人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受“拉普”的“典型论”的影响，那却是他自己的知识错位。因为谁也没有看到拉普有过什么“典型论”，而恰恰是严厉批评拉普的列宁，是文学典型论的积极倡导者。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因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生活，写的是特定历史环境里的贵族宗法之家的鲜活的“人”和“事”，而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生活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的、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正如爱新觉罗·永忠所赞美的那样“传神文笔足千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哪怕是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都有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精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一位红学权威正在反对人们写《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这种限制，像在“红学”研究中排斥小说研究一样的荒唐和可笑。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人，即使写神、写情、写景，也依然是写人；文学是人学。我还认为，从《红楼梦》作品实际出发，分析、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比打着《红楼梦》的幌子海阔天空地胡谄八扯，更能面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曹雪芹；也更能面对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吧！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论者，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1954年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有人替他抱屈，可他们忘记了历史，胡适却是早在“五四”后期，就在那里用他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可惜的是，他虽然“千言万语”劝阻“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于、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可其后的几十年间，他那时代的“少年朋友”们，却很少受他的“教”“惑”，反而多数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引导下献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我之所以并不尊重这位“大学者”，还因为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京通讯》），并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主义”的不得实现（请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何况他这个大学者，既当过国民党反动派行政院的“最高政治顾问”，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1946年任所谓“国民大会主席”期间，还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在中国恐怕只有这样一位“特种学者”和蒋介石同调，并有“资格”和蒋介石联袂演出那场竞选“总统”的闹剧。所以，当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只能狼狈离去……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中国学术界，能容忍这样一位挂着学者招牌的政客的学术思想，继续在文教战线上传播么?我们当时虽鄙薄他的“特种学者”的为人，但批评的仍是他的学术观点。何况毛泽东同志当时一再严厉批评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这段历史，多种红学史都有史家们自己的总结，不过，作为所谓“当事人”之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询问我的看法。实际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我和〈红楼梦〉》、《毛泽东与〈红楼梦〉》中都说明过我的看法。1999年，在《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胡澄问》（题名为《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中，更为详尽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此文后来又曾收辑在《艺文絮语》文集里，可能由于该书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读者不易看到，现在借贵刊一角，再次申论一番，算是再一次作出交代，也是对全盘否定1954年对胡适思想批判论者们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回应。

    敬录：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该信内容如下：

    各同志[1]：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2]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2〕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后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冬第十八期上转载。《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

    编者按：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

    原文链接：http://www.hswh.org.cn/wzzx/gsyz/hqpp/2018-11-04/53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