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几个日日夜夜。此后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汇报那几天里我为总理所做的事情。我如实详细地向她老人家作了汇报。

    她听完后问我，“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告诉她，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也如实汇报了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事似乎就应该是由我去做的。当时我可能也考虑到医务人员在忙着整理总理生前的病历和总理去世后的总结工作，西花厅家里的人也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同时觉得我是晚辈，由我去做这些事情最合适。

    向老人家汇报完之后，邓姨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听了这简单的话语，我当时没有细想它的分量，后来的日子里，愈想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已经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承受的地步了。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感到这是老人家对我的过高褒奖。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向我核对这一事实，我才确切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由于工作性质所致，我为世人爱戴和敬仰的周总理尽了一些孝道，我很欣慰，也很荣幸。有谁能像我一样为周总理做最后的穿衣、整容、守候在身边……这些是我30多年来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同时也成为我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每当想到邓姨的那段话，想到总理两老，想到那几个难忘的日夜，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动请缨

    我从1950年开始做周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岁，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口腔科住院医师。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地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我们晚辈都回避不过问大人的事儿。解放后，常听总理两老说起，父亲解放前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总理就把上海新华社的办公房子无偿转让给父亲居住。总之，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1950年，总理需要镶牙，把父亲从上海叫到北京，诊断后父亲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胜任。于是把我从天津叫来问：“你能为总理镶这种假牙吗？”由于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开始做这种难度大的工作，毕业后又在专家指导下做了很多，所以认为比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于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任务，总理很满意。以后只要总理和邓姨牙齿不好，他们就把我叫来。由于频频来京出诊，1974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工作。由于北京医院的工作性质及任务，我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医院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由于此前对总理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总理上午9时已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我见到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的遗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的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留下来帮助处理总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

    当天晚上，为周总理做遗体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见过总理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尽管对医务人员来说，遗体解剖是对医学、对病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但大家因想到总理一生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在最后的日子里又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

    周总理逝世后，医院党委在院长林钧才的主持下，认真讨论了群众的意见，决定在北京医院召开悼念会，并让我主持。由于没有悼词，我们就以中央的讣告代替悼词在会上宣读。全院职工除了值班人员，几乎全都参加了，把当时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上方悬挂着总理遗像，周围摆满了花圈，气氛庄严肃穆，没有人讲话，只有默默的哀悼和一片唏嘘声。追悼会后，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离去，有的人再次向总理遗像深深地鞠躬。后来遗体告别时，又安排了北京医院职工在群众告别的间隙分批向总理告别，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为总理穿衣、整容

    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厅总理家里送来了总理的衣服，我一看，衬衣太旧了，除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我心里很难受，于是问可否换一件，但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总理一生勤俭节约的作风，无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时候，我留下了总理平时戴了多年的一块手表和那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没有给老人家一起带走。那是一块20世纪50年代最早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留下手表是想留给人们看那白布的表带和还能自己转动的表盘。留下毛主席像章是想做个纪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像章，而总理唯独喜爱这枚“为人民服务”像章，因为总理时时不忘人民。至今，这两件文物都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说到总理的节俭，我想起两件往事。一件是总理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时穿的一件毛巾浴衣，那是件由公务员高云秀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衣服，高云秀曾说：“没有一天不缝补的。”可见那件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但总理就是不肯换新的。这件衣服现在也保存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另一件是总理1963年访问亚非14国前患唇炎，很厉害，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擦嘴的毛巾太旧太硬的刺激造成的。当我发现总理天天用这样的毛巾擦嘴时，就向工作人员提出“为什么不给总理换条新毛巾？”工作人员回答，“总理不让换。”后来，总理出访前同意换两条新毛巾，很快唇炎就痊愈了。总理类似的节俭事例数不胜数，不胜枚举。

    我们为总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装，发现由于病痛的折磨，总理瘦了许多，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这样从前面看领口才不显得过大。

    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实际上是剃胡须）。由于病痛，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理发、刮脸了。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只要刮破一点儿，就会出现一块“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设想如果把总理脸上的皮肤刮破形成了一块块的“尸斑”，那就等于破坏了总理的遗容。于是我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和他的徒弟薄师傅（以前曾多年为总理理发）强调，一定不能刮破！我和两位师傅商量，遗体是刚从冰室取出来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用热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须软化些，不赶时间，慢慢地刮，绝对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才开始让他们着手工作。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还托人给总理捎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总理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〇五医院为自己理发。

    那天，朱殿华师徒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总理，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他敬重的、风度翩翩的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朱师傅非常熟悉周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然而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全国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邓姨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听了老人家的意见，他心中更有数了。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总理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很多熟悉周总理的人都常说，“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来，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最后的十年是最艰难，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经安睡，长眠不醒了，再想看见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能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摄影记者和录像师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总理的遗容。想到再过两天遗体就要火化，总理的骨灰就要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绝……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耽误遗体告别仪式了，我马上擦干眼泪，安排医院护校第四期的同学们整理打扫告别大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十分认真地把总理遗体周围摆放的君子兰的叶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为保证总理的遗容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我们还经常测试室内温度，随时由马燕龙大夫整理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