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１９４９年２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又是我国大规模军事工业的创业者之一。抗战胜利后，我军出兵东北，经略两满，党中央就有利用东北工业基础和丰富资源建立后方基地的战略意图。１９４７年，伍修权奉命主持东北军工生产。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兵工厂，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不但满足了东北战场我军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粟裕同志曾经说过，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东北的大炮弹。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纵横捭阖负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建国之初，新中国受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敌视和经济上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外交大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随同毛主席、周总理访问苏联，参加举世瞩目的中苏会谈。当时毛主席要求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意思就是要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伍修权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参与起草条约草案，并对条约的文字翻译作了严谨的修改。毛主席、周总理回国后，伍修权等同志留下来与苏方继续谈判，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性和专业性协定，为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新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外援。伍修权卓有成效地贯彻中央的外交路线，为发展那段令中苏两国人民永远难忘的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下令把美国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制裁侵略者。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我派代表团出席联大，参加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毛主席、周总理考虑要选一员武将，最后决定派伍修权为特使率团前往。他不辱使命，在联合国讲坛上不卑不亢，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地痛斥美国的侵略行径，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