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老红军刘型、母亲老八路程宜萍的合葬墓安放在井冈山宁冈根据地烈士陵园，2016年清明时节，我和爱人梁汉平给父母去扫墓。井冈山宁冈根据地烈士陵园谢财寿馆长跟我们讲老红军刘鹤孔的儿子也来给他的父亲扫墓了，刘鹤孔的儿子说：“是刘型伯伯把我父亲从要被枪毙的AB团的队伍中救出来，没有刘型伯伯，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刘鹤孔叔叔的爱人去世时，我们到他们家里去看望，刘鹤孔叔叔的儿子刘望舒也给我们讲过：“没有刘型伯伯，就没有我们一家人！”

    回望过去，那是一段难忘的历史。

    实事求是，表里如一  刚正不阿，得馨长留

    1.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

    1926年我的父亲——刘型，考入黄埔军校6期（武汉分校），1927年中秋节时，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率萍醴游击营80多人50多条枪上了井冈山，找到了毛委员。毛委员与他谈话，说：31团1营1连的党代表黎育教要调酃县工作，你来接任这个连党代表吧。父亲虽然在黄埔军校是学军事的，但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此，父亲在红军中担任起了党代表的职务。

    父亲做党代表的3大法宝是：（1）用政治工作铸军魂，（2）带头冲锋，（3）爱护战士。

    父亲作为红军的党代表，最突出的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战友、爱护战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战友。他有一句至理名言：“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他把战士和革命联系起来，把爱护战士和爱护革命等同起来，他实际在红军中执行的是以红军战士为本，也就是现在常讲的要以人为本呀！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曾敬凡叔叔回忆到：

    1936年9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后，刘型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我那时叫曾长久，后来改名叫曾敬凡，我是组织部青年干事。刘型很少骑马，总是把马给病号或体弱的同志骑。过渭水河时，我的牲口拐了腿，他看见我，一把拉我过去，让我骑他的牲口走，自己徒步过河，河水齐腰深当时，形势也很紧，后面还有胡宗南部队的追兵。

    过来渭水个的第3、4天，部队快到河防镇，他马的饲养员“打摆子”，发现马背上有一个洞，马鞍子没勒紧，鞍下的棕垫没一放好。这时候，敌人追来了，很紧迫。刘型怕马鞍子把马背更加磨坏，又怕饲养员累着，要饲养员牵着马快走，自己背着马鞍子跑了二十多里路。战友们跟他开玩笑时说：“是你骑马呀，还是马骑你呀？”

    刘型每次分到的物品、分到的肉，他一定要送到战士手中，他外出，买了猪肺，做熟了要给伤病员送去。他常说：“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

    空军少将、中纪委委员刘鹤孔叔叔回忆到：

    1930年10月红军打下吉安，刘型发展了一批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了红军，那时我16岁也参加了红军。

    反围剿作战中，我刚参军，年龄小、体弱，行军时掉了队，刘型心里很焦急，他自己步行，让饲养员带着马去接我。

    10月刚参加红军，不巧，11月赶上红军肃反扩大化，赣西南地区参加红军的干部被怀疑成“AB”团的人，随时都可以被抓起来，甚至被枪决，致使一些优秀的红军干部、战士被错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此，刘型非常气愤和痛心，与这种错误倾向，做了坚决的斗争。

    打“AB”团是受苏联共产党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我们年幼的红军也犯了错误。有人怀疑我是“AB”团，要抓起来杀掉，刘型说刀下留人，没有证据不能乱抓人，他亲自调查我参加红军前、后的表现，在团党委会上为我据理力争，在会上，最后刘型急了，甚至拍桌子说：刘鹤孔连“AB”两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是“AB”团呢？当时，保别人不是“AB”团，自己有可能被当做“AB”团杀掉，刘型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

    解放后，我到刘型家里去看望，当我带着感激的心情，重提起往事时，刘型只是淡淡一笑就过去了。

    刘鹤孔叔叔病逝后，他们家里出了一本《刘鹤孔画传》。书中写道：“在刘鹤孔的人生道路上，刘型是一位老首长，一位重要的长者。刘型不仅是刘鹤孔参加红军的引路人，同时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左”倾路线斗争，挽救了包括刘鹤孔在内的一批红军干部和战士的生命。”

    海军少将何辉叔叔回忆到：

    1936年二方面军到了宁夏，与一、四方面军汇合，12月初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三个旅后，部队在洪德城修整。严冬，战士们穿着单衣，房屋无门、无窗。我那时在统战工作，战斗中与小通讯员失散了、行李也丢了，晚上我弄点荞麦秆铺在炕上，刘型看到我没有铺盖，非常困难，就马上把自己舖的一条藏民粗毛毯送给我。这条毛毯才二尺来宽，三尺多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刘型帮助了我，使我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友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一直珍藏它，可惜在一次战斗中被烧毁了。解放后从我的手上发过许多东西，我都记不清了，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刘型同志送我的那条粗毛毯！

    李雪三中将的夫人柏曼卿阿姨，2008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上，给我们讲了老红军刘型与李雪三中将在长征中的故事：

    柏曼卿阿姨说，刚准备长征时，李雪三在生病，打摆子、发高烧、忽冷忽热，是刘型说：“李雪三打仗勇敢、不怕死、有文化、会宣传，一定要带上他。”长征中，刘型找了4个民工，用担架抬着李雪三前行，李雪三看见别的战友都自己步行，唯独自己躺在担架上，他不忍心。李雪三病好一点，就一定要自己走，刘型又给他找了2个民工，搀扶着他走，他后来就能自己走了。

    柏曼卿阿姨还说：解放后李雪三经常带我去看刘型部长，我不理解说：“你们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地方，为什么要常去看望刘部长？”李雪三亲自对我说：“在过草地时，我的草鞋走烂了，脚也走烂了，很难完成长征的任务，是刘型从我的身边走过，看见我的狼狈样，立刻从怀里拿出一双草鞋，送给我，他也没有多余的草鞋呀！就是这一双救命的草鞋使我完成了长征的任务！现在解放了生活好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经常去看望刘部长吗？”。

    当柏曼青阿姨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27年了，李雪三中将也已经谢世了，在我父亲去世27年后，还有人在讲述刘型的故事，讲述着红军战友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的故事，我真为情深似海的战友之情而感动！

    李雪三中将的儿子对我说：是刘型伯伯救了我父亲的命。

    在草地上，父亲给昏迷的战友喂粮食，战友苏醒过来后，父亲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一半。在草地中粮食就是生命啊！解放后，这位叔叔到家里来看望，并表示感谢！当时，我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民政部副部长袁血卒叔叔回忆到：

    1937年12月，刘型从延安出差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遇见了我，我原来叫袁汉澄，后来改名叫袁血卒，我曾任红军的红五军团红十五军一三一团的团长。那天我衣衫槛褛、冻得发抖。因为，我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在杭州坐几年牢，我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我厉经万难，要着饭来到了西安，要求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人员，以情况复杂未与受理。遇见了刘型后，刘型找办事处的熊天荆大姐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我作证、担保，使我来延安。

    我父亲去世后，袁血卒叔叔回忆说：是刘型同志把我救了，“救苦救难，观世音”，使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袁血卒叔叔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我的侄子刘焱在北京医院当主治医，刘焱到病房去看望袁爷爷。在他病危昏迷时，袁血卒的家属，趴在他耳边说：“刘型的孙子来看您了。”袁血卒叔叔听到刘型两个字，立刻睁开了双眼，紧握来人之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学之叔叔回忆到：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有人整了我的黑材料，我做过地下工作，说我是叛徒、特务！向刘型调查时，刘型仗义执言说：“这些材料是莫须有的，没有这回事吗！”

    袁学之叔叔回忆说：“1974年，湖南省常委，省直机关党委书记罗秋月进京开会，去看望刘型同志，刘型对她说：袁学之这个同志我晓得，他没问题，我将给他写证明材料。罗秋月回来告诉我，她在省工会门口同我握手，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乌云密布，刘型同志敢于说这句话，真不简单。说明他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说明他关心干部。爱护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当我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我即与我认为应该平反的冤假错案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摘掉右派帽子，但仍受到冷遇时，我即与他们通讯。1979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与受冤枉的同志写了几十封信，我向刘型同志汇报后，他说应该这样做，这是贯彻党的政策，拨乱反正，联系和团结同志。”

    我的父亲一直是敢担风险，实事求是。他还帮助过许多战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父亲亲自给我们讲的，都是父亲去世后，他的战友们到家里来看望，讲给我们听的。

    父亲作为党代表，他像磁铁一样，吸引、团结、凝聚了许多战友在他的身边，在党的周围，为革命的事业奋斗，解放后许多人成为将军、成为部长、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2.为党史站岗、为党风站岗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到，父亲也被下放到江西省小李村农垦五七干校劳动。

    林彪一伙造的舆论影响很深，传出：朱德是大军阀，不是红司令，朱德不会指挥打仗。在父亲去世前23天，我们为他请假，从医院接回家，照相时，父亲还语重心长地讲到：“朱德是什么人呢？朱德是我们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朱德是红司令！文革中有人要打到朱德，宣传说朱德是黑司令，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纠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众人皆知在井冈山的“朱毛会师”变成了“林毛会师”；“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黄洋界上的碑，原来是毛主席的题词，后建成火炬亭，改为林彪的题词。

    1970年父亲参加了江西省委革委会在井冈山举办的“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他和萧克叔叔没有迎合四人帮的意思，而是明确地指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在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览时，父亲问：“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吗？”，年轻的讲解员回答：“当时是这样的。”，父亲再次问：“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讲解员回答：“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父亲连问3次，得到了同样的答复。父亲深感痛心，他认为要实事求是地讲述历史。他在黄洋界保卫战的现场给当地群众讲述了，真实的历史。江西省委革委会主任，将此事汇报给中央，说这是：“特别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以后不能再组织老干部上井冈山了。原来父亲回北京，即将要解放他了，现在也不解放了。

    1976年江青一伙，为制造舆论，要拍电影“井冈山”，导演3次到我家来请父亲做顾问，给出优厚的条件，说可以带家属，免费到井冈山游玩，我在旁边听到了挺高兴!我没有到过井冈山，我还真想借此机会去井冈山玩一玩，但父亲不为所动，以不懂艺术、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

    有的老干部，关心我的父亲，通过他的孩子，转告给我的爱人梁汉平说：“快劝劝你的岳父吧！江青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江青是得罪不起的呀！”，汉平劝了父亲，但父亲回答说：“他们是想打着老红军的旗号，但他们绝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我不能去！”，父亲还是坚持拒绝了担任该电影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