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良好的行为标准就是家训，一个家庭所独有的风尚就是家风。家风体现着家教和素养，良好的家风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遵守，好的家风才能熏陶出的有教养的子女，家长的言行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极其重要，这就是所谓的言传身教。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于陕北延安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叫彭秀才，是一名老红军，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与了抗日战争，曾经四渡黄河，先后在山西河北一带同日军作战，他是129师政治处宣传干事。由于父亲革命军人的身份，我从小就受到了“红色家风”的熏陶，从记事起，父亲就教我做人的道理，一是要本分、诚实，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二是要严于律己，不能给组织和他人添麻烦。从小就在父亲“红色家风”的沐浴下，接受了良好的红色教育，父亲成为我一生的老师！

    那时，我们一家人住在父亲亲手挖的窑洞里，姊妹5个，生活上很艰苦，父亲当时的工资只有39元，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平时有了好吃的，父亲都是教育我们大的让小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小了再给小的穿，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一家也是其乐融融、和睦相处。我记得，那是父亲虽然每个月只有39元的收入，连一家人的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但是他却自己掏腰包买树苗，自己组织5位老红军开荒创建了曙光果园（30多亩地），建好后一分不要全部交给了政府，他还和其他5位老红军自发守护志丹陵（刘志丹墓），他的事迹多次被陕西日报和人民日等多家著名报刊刊登，并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专题采访，1983年人民日报再次刊登父亲的先进事迹标题为《从长征到长城——记陕北高原的两位老红军》。

    1980年，我来到了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当时被称作国家建委103指挥部），当我到单位一看就傻眼了，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当时被分配的二处四队当抹灰工），每个月全部工资只有37.75元。我们一起来的有四个老红军子女，其他三人都因工作太苦太累相继调回老家。当时，我也动摇过，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收到信后马上从四川赶到了洛阳，严厉的批评了我。他说：“你现在比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时强多了，应该好好的珍惜，在单位踏踏实实的干，要干就要干好，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方可出类拔萃”。

    之后，我就踏实的留在了单位，一干就是37年，从一个18岁的小伙子步入了中老年。这些年，一直把父亲的教诲记在心中，按照父亲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着。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本分、诚实、做老实人，办老实事。

    父亲居家养老，同我的母亲相濡以沫，一边料理家务，一生勤劳俭朴，哪怕他在晚年的病床上，仍为组织考虑，为儿女着想，从不向组织和子女提出任何要求和欲望。一边关心子女政治进步，经常告诫我们要听党的话，积极工作，勤奋学习。总是以高尚的情操感染我们，以忠诚党的革命精神鼓舞我们，以光明磊落的为人风范激励我们，他忠心耿耿为革命，含辛茹苦育儿女，我们作儿女的永远不会忘记其恩德，永远铭记心怀。父亲虽已离我们而去，他带走的只是他那百病缠绕的瘦弱身躯，可是他留给人间的却是与天地共存的巴山之魂，与日月同辉的红军精神。父亲虽然离开人世了，但他那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高尚的情操，为人的风范，将永远伴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