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吉康

楼吉康提词

楼吉康与作者

世界华人艺术家名誉主席（楼吉康）

右起作者楼吉康楼毅

    宁波黄埔同学会楼吉康会长是一个为人谦和的长者。

    2016年5月5日，我们有幸在他的办公室（宁波黄埔同学会所在地）访问了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请他谈谈一生的故事，以及今天幸福的晚年生活。

    他说，我是诸暨霞度村人，那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

    在乡里，我们楼姓村民是一个大家族，而今，虽说在村里我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戚了，但是，老宅犹存，风韵不减。

    父亲早年在绍兴读过私塾，有七个儿子、二个女儿，我排行老二。

    1921年11月，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后来，到草塔镇的智胜小学读完高小，接下来，考进萧山湘湖师范学校。

    报考黄埔军校

    可是，只读了一年多书，抗日战争爆发了，兵荒马乱之际，校方只是匆忙发了一个布告，通知大家，学校奉命迁往浙西的松阳县。

    于是，我与另外二个同学（魏胜鹤、金松标）结伴一起赶到松阳。虽说当年时局动荡不安，不过，湘师仍在松阳县的碧湖之畔恢复上课了。

    此时，日军步步紧逼，烽火四起，炮火不断向内地漫延。

    和平宁静的家园被战火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疮痍满目，全国民情鼎沸，抗日救亡之声响彻云霄。同学们在抗战激情的感染下，纷纷投笔从戎，杀敌报国。

    我们听说，福建那边正在招收新兵，于是，我与二名同学离开了湘湖师范，先步行到丽水，坐汽车翻过仙霞岭，几经周折，十余天后才到达福建省的南平。

    然后，搭船顺水而下，到了省会福州。

    在福州，我参了军，编入八十四师。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福州也危在旦夕，日本飞机时时来袭，市面上人心惶惶，处处风声鹤唳。

    1940年秋，我报考了陆官军官学校三分校（被编入黄埔十八期）。

    到校后，我先编在“入伍生团”。

    接着，学员们到南平报到，被派到江西铅山县继续学习。

    1942年春，三分校又迁到瑞金。

    在军校期间，我们接受了各种严格训练。这个学校主要培养部队“排级”以上干部，“三操二讲，五个一百”这些基本内容都要学习（新兵训练，一是三种步伐，跑步、齐步、正步，还有蹲下、起立、挎立，立正等步伐，以身体形态训练为主，训练军人的形象、仪表，；二是练习射击，；三是单双杠练习；还有体能训练，主要是五公里，以及投弹训练；一百个仰卧起坐、俯卧掌、鸭步等）。

    军校训练可说是一丝不苟，理论科目有步、骑、炮、工、辎、射击学、坑道工程等，学校考试严格，不仅掌握了各种军事技能，也磨练了人的意志。

    1944年，在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49军，成为一名见习排长。

    那些日子，我所在部队在浙赣线一带布防，我们在衢州、金华、江山一线与日军有过多次殊死搏斗。我从见习排长、少尉排长做起，一直到中尉排长、连长。

    回忆起当年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楼老说道，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时至今日，当年的战斗仍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于抹去的残酷记忆，爆炸的轰鸣、子弹的呼啸，几天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战友，霎眼之间，生与死，仅隔一步之遥……。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官兵欣喜若狂，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胜利。

    我所在的部队（48军）属于第三战区，汤恩伯成为受降官。

    我们从江西出发，顺浙赣铁路北上，接受日军的投降。部队经过杭州到湖州，再到丹阳，在那里我军接受日本独立步兵161旅的投降。

    每到一个地方，只见老百姓个个欢天喜地，全城游行，万人空巷。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生活。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总让我激动万分！

    接着，我以上尉军衔离开了原部队，编入12军官总队。

    开始时，我们在杭州临平一带驻扎，成为“编余军官”。

    不久，我被调派到东北地区。

    接下来，随着国民党部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我随同部队撤退到舟山岛。

    当时，我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以及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新政权的到来。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对于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

    1949年底，我和六个战友离开了已经准备撤守舟山诸岛，等待渡海到台湾去的国民党部队，回到了宁波。

    五十年代后的遭遇

    在宁波，我成为一名翰香小学的教师。后来，我调到宁波师范学院教书。

    那些年，学校的地理、体育等课，我都教。

    未久，我与一位翰香小学的同事结婚了。

    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反、肃反”运动中，我已经将解放前在黄埔军校、国民党部队中的一切经历向组织上交代得一清二楚。

    不过，到了1958年“反右”运动时，我仍被戴上“右派帽子”。

    戴帽后，全市“右派”集中到梅山盐场去筑海塘，改造思想。反右前曾任宁波中学校长的钱念文也被划为右派，大家在一起劳动（改革开放后，钱念文成为市政协的副主席）。在教书时，我的工资是59元一个月，到梅山盐场劳动，只发给18元的生活费。

    说到当年劳动改造的情形，楼老感慨万分，说道，那时我已经是二个年幼小孩的父亲了，好在妻子没有问题，孩子就是靠她养大的。

    谈到妻子的遭遇，楼老不无伤感的说，我“戴帽”以后，组织上向她施压（跟我离婚），可是我的妻子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离。为了我的事，她吃尽了苦头，二个小孩也跟着遭殃，真是一言难尽！

    后来，我被派到四明山去筑路。在四明山，一呆就是三年。当年“有问题”的人，或者说，社会上的所谓“闲散劳动力”也被派到四明山去筑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宁波地处东南海防前线，首当其冲，我们又被派去挖防空洞。

    那些年，我在劳动服务队做事，好在我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测量、筑路、设计，这些简单的技术活早在学校时都学过。

    当年，防空指挥部有一位副总指挥，叫包毅夫，听说我懂得筑路、测量、造防空洞这些专门技术，马上叫我过去，让我当建筑队的总施工。虽说我是一个“双料分子”（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右派分子），却能指导成千上万的民工筑路、修防空洞，由此，工资也加码到了四十几块。不过，那只是临时性的收入，到了防空工程结束，也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儿子还在读小学，我意识到，由于“家庭成份”的关系，儿子将来的命运，免不了要“上山下乡”去务农。

    于是，我让他去学一门手艺，想来工匠的生活总要比种田好点。

    孩子很懂事，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当徒工，学木匠活了，竟然学得一身好手艺。

    时至今日，我仍保存着当年他为我做的几张凳子。

    我的孩子自幼喜欢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宁波日报社招考记者，他报名参加了考试，成为一名记者。到了九十年代，自己创办了一家企业。而今，那家公司已经小有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