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有五个儿女，妻子没有工作，除了一个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外，一家大小全靠我一个人抚养。好在我在农场劳动，发的粮票比别人多，当年我有四十多斤粮票一个月，于是，我千方百计省下钱与粮票，寄回家。

    当年粮站卖的蕃薯比较便宜，一斤粮票可以购买七、八斤蕃薯。

    由此，我在农场就自己熬熬省省，每月只化五、六元的生活费，将省下来的钱与粮票全部寄回家。

    到了文革时期，钱江农场改称浙江建设兵团。造反派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将我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下放在农场一线，参加生产劳动，会计也就不做了。当年农场职工参加钱塘江大塘的围垦(图5-2)，将沿江滩涂围垦成良田，劳动非常辛苦，一言而尽！

6人民代表当选证

    文革时农场对有历史问题的职工无退休待遇，到了1979年（文革结束）时，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60岁），与72岁的同事成为首批农场退休人员。

    几年以后（1984），钱江农场的一个干部送来了“平反证明书”。

    我见了，有点诧异，说道：“你们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需要‘平反’吗？”

    他们说，你原来在粮食局工作，一个国家干部，下放到我们农场，现在给你平反，可以恢复国家干部待遇。

    我的所谓“平反”，只是将原来“农场职工”的退休待遇，改为“干部”退休待遇，而且，也与其他农场退休干部一样，有了书报费、资料费。

    在社区工作

    从钱江农场回来以后，一家企业听说我已经退休，回到绍兴城里，主动找上来，请我去当会计，提出给我每月九十二元的工资。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白衙弄居委会（今社区）也知道我退休回家，马上找上门来。居民区此时正缺一名会计，急着到处寻人。

    为此，居民干部们三番五次的登门，有时，一天里早上、晚上都跑来。

    我的老伴说：“还是到居民区去做，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不好意思回绝人家，况且，你多年在外地做事，现在离家近，也好有个照顾。”

    于是，我跑到了居民区，见他们诚心诚意请我过去，也就应承了下来。

    不过，居民区只能给我每月11块的工资，也就是补足原有工资的差额（我的退休工资有41块）。我想，工资多少不是一个问题，我已经退休了，单位里已有一份退休工资。在这里能为大伙做事，就是尽义务工作我也心甘情愿，这也是一份荣誉。在居民区上班，虽说工资低一点，不过，感觉相当愉快。我与居民干部在一起上班，相处和谐，心里特别踏实。

    街坊邻里经常有一些嗑嗑碰碰的小事，他们找到居民区说理。

    我在一旁听了，常常为他们打抱不平，不知不觉，我的工作除了本职的“会计”以外，又多了一份差使“人民调解员”。

    不管是做会计，还是做人民调解员，一如既往，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

    几年下来，在街坊邻里中赢得了口碑，大家心里有什么疙瘩，有什么困难，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等等，都喜欢找我，我也乐意为大家服务，为乡亲排忧解难。

    到了1985年，有一次，街道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上级规定必须“差额选举”，也就是提名三个人，只有二人可以当选，有人就提名我当候选人。

    我心里想，我历史上有问题，而且，老了（我已过了退休年龄，能说不老吗？）大概只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肯定当选不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竟然高票当选了（图6）。

7与蒋仲岺合影(2002)

    听到消息，我不觉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你们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人民代表吗？”旁边的人听了，哈哈大笑，说道：“现在党的政策变了，你也该换换脑筋啦！大家信任你，才选举你当代表的。”

    当了人民代表以后，我工作更积极了，更尽心竭力地为居民服务，成了民情上递下传的中转站，也成为政府的帮手与耳膜。

    成为绍兴黄埔同学会的会长

    到了1986年，绍兴黄埔同学会成立，大家推选我当会长。

    由此，我由居民区调到了黄埔同学会工作。对于这项任务，我可说是得心应手。因为我早就知道，绍兴地区散布着不少黄埔同学，有的同学在乡间，生活状态并不怎么样，于是，在政协会议上，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例如，诸暨地区有不少黄埔同学，许多人年事已高，生活相对困难。有个孤身老人，不仅生活困难，仍住在简陋的屋子里，多年来病卧在床，无人照顾。

    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市委统战部反映了。

    过不了几天，由市统战部的副部长带队来到那个同学所在的村庄。

    我们找那位同学的家里，可是，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房子了。

    我们问邻居，他们说：“这个人二天前就搬到外面去住了。”

    根据村民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这位黄埔同学，果然，他已经住进了较新的房屋，室内的被铺、家具等也焕然一新。我知道，在我们到来前，村里就为这位黄埔同学落实了政策。显而易见，不用我们讲，他们已经改善这位同学的生活条件。

    跨越海峡，探亲访友

    那些年，我不仅当选为人民代表，也成为市、区二级政协委员。

    在绍兴越城区人大、市政协会议上，我多次做专题发言，对民生政策，献计献策，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同时，还在《中国统一战线》、《黄埔》、《情系中华》、《联谊报》、《黄埔浙校友通讯》、《海峡情》、《浙江民革》、《绍兴统战》、《绍兴广播报》、《绍兴统战信息》、《绍兴黄埔简讯》、《绍兴市文史资料》等报刊杂志上撰文，就访台见闻、“血浓于水”、台情分析、往事回眸、绍兴物产等专题写出了自己的经历感受与分析。

    与此同时，我四次跨越海峡，探望在台的亲友。

    记得1990年冬天，我第一次到访台湾，那时我的许多故旧亲朋仍健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就会晤了七十多位亲友。

    2002年，我第四次到访台湾，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前国防部长）蒋仲岺先生(图7)。

8登山郑以淼（2016）

    老友相隔六十多年，又一次重逢，不免感慨万分。

    当时正值陈水扁执政时期，抛出了“一边一国论”。

    老同事见面，不免谈到两岸问题，蒋仲岺爽直地说:“国民党一致反对‘一边一国论’，主张改善两岸关系，只有迅速实现‘三通’，才能双赢。”

    老朋友、老同事，开怀畅谈，话投机、心相通，又回忆起当年战争岁月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我说，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共同心愿激发下，大家变得越发深情厚谊，两岸中国人，血浓于水，割不断，化不开！

    我也到访了埔里酒厂，见到了厂长洪新河（也是黄埔24期同学）。

    洪厂长告诉我：“埔里酒厂生产的任何食品均冠名‘绍兴’，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人在台湾，但是我们用产品的名称表达了对大陆的感情，对故乡眷恋！”

    今天，郑以淼老人依然住在鲁迅街一座颇具地方特色的老墙门里，大门正对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游客。

    老人说，我已经99虚岁了，依然身体健康。长寿的秘诀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心情愉快，荣辱不惊，随遇而安；

    二保持不断地运动。当然，儿女们均已搬出去住了，身边只有一个阿姨照顾起居。今年（2016年），我只化了二小时就攀登了绍兴的一座名山，香炉峰。此举足以佐证我的健康体魄（图8）。

    又说，199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普通的党员。

    如我这样的一个人，既是民革成员，又是中共党员的人不多。

    难道我一生的经历不足以说明，两岸人民血浓于水吗？不就应验了古人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旦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这几句话吗？

    注释：1蒋仲苓（1922－2015），金华义乌人，1940年黄埔军校16期毕业，历任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及总统府参军长、国策顾问、国防部长。

    2南津关，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口，为西陵峡终点，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其在万里长江中的显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