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家乡，在金沙江畔。

    小的时候，学校每年清明都会组织去烈士陵园。

    家乡不大，烈士陵园也不大。两座山之间的小山坳里，有一圈淡红色的围墙。一条笔直的路，直勾勾地通向最大的两座墓碑——那里，埋葬着两位红军战士。

    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两位红军随小分队垫后，后来又留下来发动百姓革命。在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下，两人弹尽粮绝被俘，牺牲前受尽严刑拷打。

    几个胆大的百姓偷偷收殓了他们的遗体，在一个小荒坡上草草埋葬。解放以后，一位老人指着山上的两个小土包说：“那里埋着两个红军。”

    后来，政府重修了两座坟墓，立了碑，围绕着它们，修起了这座烈士陵园。

    一年又一年，看护烈士陵园的大爷要给一拨拨孩子讲两位红军牺牲的故事。小学六年，我听了六次，人还是那些人，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一成不变。

    他们的故事本就简单得可怜，见过他们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人也很少，他们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就牺牲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边上。

    除了坟冢，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也无所谓发掘历史。他们只是数万红军中的普通一员，大海中的一滴水。他们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多少年来，我们听着他们牺牲的故事长大，却渐渐忘记了他们。

    听到后来，我和同学都不再听了，眼珠子轱辘转，看蜜蜂，看蝴蝶，数坟头有几朵小花。走过了规定的程序之后，清明，其实更像是一场春游。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去过那座陵园。据说，它的四周现在渐渐变得繁华，有了高楼大厦，通了宽敞的马路。守陵的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换了别人。

    但墓碑还是那些墓碑，故事还是那些故事，那座陵园，一成不变。

    2

    历史是会落上尘埃的。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听那些不算故事的故事。

    这或许是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最初识的怀疑和否定吧。就像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吐槽的：人是要向前看的，去他的唐宋元明清！

    所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同学中没有人选择历史系，哪怕是被调剂。读历史，你让我将来去干嘛呢？

    是的，不管给年轻人讲多少大道理，历史就是这么尴尬。

    我因为工作需要写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和昔日的同学讨论起这个话题，许多人瞪大了眼睛：哈哈，你现在就干这个啊？你不是当兵的吗？

    好吧，我无法解释——毕竟，如果他们认为部队就是高科技和信息化，那也挺好。

    可我现在确实在干“这个”——无数个夜晚，办公楼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80后、90后埋首故纸堆中，用他们所能用的新潮而现代的方式，还原着80年前的长征历史。

    他们，许多刚刚走出校门，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历史研究。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许多人不知道大渡河、金沙江、泸定桥有何关联和区别，许多人不知道红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是这个问题多么复杂，而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和我一样，不知道那段遥远的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弄懂它。

    直到那一天，一个90后女孩熬了几天后，剪出了她的第一个长征短片。她怯生生地找来几个同事，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看，还行吗？”

    看完短片的同事红了眼眶，许久没有人说一句话。大约隔了一分钟，一个平时挺爱开玩笑的家伙，突然严肃地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做的事，挺有意义的。”

    3

    眼泪，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一名叫陆昶全的大学生，曾从福建宁化出发重走长征路。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的回答让他震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

    那一天，他突然觉得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沉很沉。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同行的人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因为长征。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着无关风月的事，把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碎片拾起。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几年前，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人，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参观的人并不多。有一次，巨大的博物馆里只有寥寥两个人，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2006年，警察夏桂林跟随央视重走长征路。251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夏桂林胡子拉茬、白发苍苍，连家人都不敢相认。妻子从电视上看到丈夫出发前的一头黑发全白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夏，快回来吧，不要再走了。”

    2014年，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左力决定暂停自己的工作，独自重走长征路。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想起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有朋友却甩给他一句话：你有病吧？

    如果要罗列，重走长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葱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他们选择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中国人13亿多的庞大数目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更多的人才在一次次疑问中渐渐发现：原来，80多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还在影响着这个时代。

    他们就像一个又一个连接点，对接着过去，提醒着人们——生命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除了衣食住行，除了功名利禄，我们也应当停下来想想诗和远方。

    重走者，未必能影响很多人，但他们一定能影响一些人。

    10年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长征》。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他：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买吗？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那你写它干什么？你也拿不到版税。

    当时，王树增说了一句很“狂”的话：“你写卖不出去，我写就能卖出去。”这部书后来很畅销。回首往事，王树增却不狂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读者不是爱我，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失忆，是一种大不幸。

    4

    长征途中，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

    在一个小村子里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踩着贺炳炎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为他截了肢。

    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

    就像贺龙捧回的那几块骨头渣，历史里，藏着我们的根和魂。

    我们这支队伍，曾不止一次接近“石达开式的覆灭”，却没有人认为革命的火焰会熄灭。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家乡埋葬着的两位殿后的无名红军，突然间产生了再去看一看他们的冲动。

    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长征中，殿后往往是最危险的任务。

    强渡湘江时，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4师，整整一个师没能渡过湘江，牺牲殆尽。34师最后一次师党委会的记录上只有两条：第一，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第二，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

    总要有人向前冲，也总要有人去殿后。历史，让我们懂得尊重。

    在埋首长征故纸堆中的日日夜夜，我和我年轻的同事无数次被这种濒临死亡时的坚强所震撼。越接近真实，眼泪就越难以止住。

    这种震撼，甚至超越国界。

    埃德加·斯诺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1985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从1972年向周总理提出要写长征，他用了13年探求长征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0年世纪之交，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了全球几十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

    结果，中国有三件事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美国，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每一位伟人，几乎都被拍成过好莱坞大片，它所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都是本国经久不衰的文艺创作题材。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阵亡将士公墓，公园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塑。它在不断宣扬真实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虚构着能力各异的超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