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警卫员刘厚总丧心病狂地将新四军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 杀害在山洞中，劫得法币24600元，赤金约9两，金壳表、钢壳表、怀表各1块，手枪3支，自来水笔3支，一块大烟土（周子昆药用），投靠国民党。

    国民党曾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刘厚总叛变后，为此事质问国民党长官，因为当时没有见到项英的尸体，国民党拒绝付款。在重庆军统局，刘厚总还说项英有恩于他，蒋介石说：“这个不忠实于共产党的人，能忠实于我们吗？”，戴笠想杀掉这个不忠不义、不谙政治的莽汉，蒋介石念其“有功”，摇头说：“那不好，还是将废物利用一下吧”。后因刘厚总不听指挥，被收缴枪支，予以“禁闭”处分，关入大牢两年多。戴笠死后，徐恩增代管军统局，蒋介石发给刘厚总一笔路费，打发其回湖南耒阳老家。他没有回老家，在九江、新余一带做生意，挥金如土，穷奢极欲。1952年刘厚总归案，在南昌被处决，这个可耻的叛徒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刘厚总品质恶劣，项英念其出身贫苦，姑息迁就。1939年5月，副营长刘厚总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他不习惯于抗大的正规军训及纪律约束，未经获准，留下一张请假条就离开延安，回到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项英只是批评一顿，两句好话后，成了正营级随从副官。可见项英用人有问题。

    由此文引发新四军设政委时间的争议，经考证，新四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有政委一职。由于各部队情况不同，还要顾及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只是当时没有公开，对外称书记，对内称政委。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任弼时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但取消了政治委员，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红军改编时，中共中央对在八路军中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及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党委制还是健全的。

    1937年10月19日，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将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这一建议上报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的重视。电报内容是：“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为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各级积极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三、各营独立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党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五、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1937年10月22日，洛甫、毛泽东联名回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1937年10月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五台县南茹村集总发布命令：“1、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保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军队之改进，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2、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由政委兼主任。”

    1937年10月28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委任聂荣臻兼第115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兼第120师政治委员，张浩兼第129师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