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哈吉娅•阿巴斯，是维吾尔族的烈士后代。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1949年应党中央邀请前往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时不幸飞机失事。

我的父亲、母亲吕素新。(1946年迪化)

    当周恩来获悉后，曾对赛福鼎说：“阿巴索夫我们比较了解，董老说在南京谈话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董老说，阿巴索夫是个天才的、智慧的、有魄力的青年。可惜呀！太年轻了。”

    1950年11月，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母亲抱着7个月大的我从新疆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住进了坐落在王府井附近的北京饭店四层的一个房间里。第二天，经管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的杨静仁同志来到我们房间，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来看望你们，一路上还都好吗？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想法请告诉我们。”接着，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母亲并说：“为了你们母女生活方便，这是周恩来总理委托我把他的工资200元转给你们，作为你们到京后的生活费。”我母亲含着眼泪，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周恩来总理，感谢党中央。”当我母亲第一次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人民币时，她呼唤着我父亲的名字道：“阿不都克里木，我们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你来过的地方，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请你放心吧。”

    接着，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我们来到山东青岛，见到了与母亲分别15年的外祖父。在青岛的修养中，我们母女享受的是供给制。一天，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妈妈来看望我母亲，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母亲提出了想学医的愿望。回到北京后，尊重她的意愿，母亲进入了北京大学医疗系就读，实现了当一名人民医生的理想。同事，我被送往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托儿所，我们母女从此定居在首都。之后，我相继就读于北京中直育英小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寄宿制的集体生活给了我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在党的培养下我成长为一名眼科医生，医学副博士，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1年我转业回到北京。一天，母亲偶然获得了邓力群伯伯一家在北京的信息，我们即刻去看望。1949年正是邓伯伯在莫斯科接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抵达新疆伊宁，与三区革命领导首次见面，并转交了党中央邀请三区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飞机不幸失事后，邓力群夫妇来到我们家慰问，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伯伯做出了写我父亲专著和回忆资料的指示。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先后举行了座谈会和征集工作。阔别多年的我父亲的老战友都纷纷写回忆文章，我们母女也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牺牲40周年活动中，我们母女被邀参加，见到了为新疆解放事业献身的烈士家属和后代，尤其是结识了我父亲在初、高中时中共党员引路人和他们的后代。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失联多年，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的彭国安同志，进一步搞清了我父亲去南京寻找党中央的详细经过。

与彭国安重复（1983年北京）

《新疆日报》刊登的黄蔼玲同志的文章。

    《新疆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黄蔼玲同志的文章《久别重逢忆故人》，首次披露了这段历史。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致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证实并提供了我父亲于1946年12月去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情况。后来，在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一书中也有专门的描述。

童小鹏同志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的信

    1946年，我父亲作为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谈判后的“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三区代表来到迪化，与向党中央提供新疆狱中关押中共人员名单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新共盟）取得联系，洽谈了联合事宜。这时，一件意外的事给拟合并的地下组织创造了与党中央接洽的绝好机会。我父亲被“省联合政府”选为代表团成员，派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在南京。“新共盟”成员李泰玉等赶写出一封信，交给我父亲。父亲利用陪同来新疆参加“联合政府”成立的国民党著名左翼人士于佑任的时机，询问中共代表团的情况。于佑任回南京后，在一次聚会中巧遇董必武，暗示了他。

    正是时任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副秘书长、代表团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同志安排了这一过程。我父亲拜见了董必武同志，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及领袖毛泽东、朱德的敬意，汇报了新疆的斗争形势，向董必武同志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加入党的组织，请中共中央派干部来疆的愿望。董老即电告延安，获得了来自延安的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拟定，经刘少奇签发的中央指示。

董必武同志向党中央汇报与我父亲会面情况的原文影印件。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由刘少奇签发给董必武的回电.

    中央决定派发报员彭国安同志到新疆，童小鹏安排交通科的邱南章科长和司机段廷英护送彭国安离开办事处，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安乐酒店”与我父亲接头。1947年初，我父亲携彭国安同志带着中共“七大”文件《整顿三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党章和刘少奇的报告等回到新疆。童小鹏向党中央电告了关于彭国安离开南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