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自我离开重庆到北京的十多年来，时常回忆起小时候住在江津与巴县交界的福寿场，那里曾经居住过的一位历史名人: 杨立微老先生。可是，那时候大家都说他是国民党军阀杨森的秘书，文革期间老人家因此很受了一些压制。1977年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先生调离福寿场, 就没有再见过面，让人印象深刻的他是一位银发、瘦削的文化人。

    因为老父1949年12月在长寿葛兰老家，受他的小学老师孟先生（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到石堰区政府报名参军，加入了解放重庆的二野12军36师，在司令部担任过肖永银师长的通信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1951年3月开始抽调第三批入朝部队，12军抽调人员上朝鲜战场（志愿军12军31师、36师，守卫上甘岭战役的主力部队），老爷子早晨听到紧急集合号排队报数，按照“单号出列、双号留下”划分前线与后方人员时，因为列队排在双数而留在了涪陵师部留守，负责在酉、秀、黔、彭至湘西一带剿匪。抓到投降的国民党军残匪经教育改造，符合要求的选送朝鲜战场戴罪立功，留守部队负责在后方支持保障朝鲜战场守卫上甘岭的12军主力部队补充兵员。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父亲自12军36师司令部通信员转驻涪陵机要交通局，跟着肖光明局长传递机要文件。2005年10月25日，原12军31师（36师）番号还健在的老战友们，为重修12军的军史在重庆鹅岭公园重聚，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那次老战友聚会以后，老父亲总时常提起肖局长的夫人杨静谊的话，说她有个伯父叫杨诏，是个国民政府时期在重庆市政府求职的知识分子，想寻找他老人家的下落。

12军36师司令部战友合影（一排中：杨诗德）

军邮转机要局的杨诗德

    为解了父亲的这个心结，2014年的春节，我们父子俩开着车，通过舅舅们提前打听提供的线索，颇费了一些周折。好在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这个地方不大，最后寻访到山顶上一居民小区，终于找到了阔别多年的杨立微老先生。老人家精神矍铄，年近百岁，仍然还在坚持撰写书法、诲人不倦。老人家一见多年不见的老父亲，对他记忆中那位英姿爽朗的军人印象很深，但是老父现在也是年过八旬有余、耄耄之年的垂垂老者了，形象不比当年，让老人家实在感叹不已！两位老人一说起肖局长的夫人杨静谊，杨立微先生确实有那样一位叔伯弟兄的侄女，家乡所在巴县一品、南彭一带。原来我们在福寿场早就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杨立微老先生，就是肖局长夫人的伯父杨诏。

12军31师(36师)在渝战友2005年10月25日重庆鹅岭公园合影(四排右三:杨诗德)

    老人家一高兴就打开了话闸，与父亲摆谈起了那些陈年往事，将他自国民政府到解放前后的历史，娓娓道来，现在记述整理如下，与读者一起分享。

    杨立微，原名杨诏，1917年5月出生，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巴县南彭场人氏。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于11月17日撤离南京，3天后的11月20日在武汉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随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之后，清华、北大等各大专院校被迫迁移西南，重庆除了有沙坪坝重庆大学里面的中央大学，还有1939年从武汉迁来的中华大学，继续办学、教书育人，坚持抗战。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名令宣布重庆为陪都。杨诏老先生那时候还是一个中学刚毕业的青年，自巴县的南彭到重庆城考入中华大学大阳沟校区，学习中国文学专业，读的四书五经、练的琴棋书画，深受国学正宗的教育熏陶，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一面躲轰炸，一面学文化，为中国未来夺取胜利、建设国家之需而努力学习。

    杨诏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华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异、文字功底好，加上又有人举荐,而被重庆市民政局录用，到秘书室担任秘书。抗战期间的重庆市政府在新桥至山洞到林园一带设立了新歌区，当时的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处长范埏生（1941年起任），1947年升任重庆市民政局长。范是四川富顺人，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学堂，杨森早期也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他算是军长杨森的心腹。1948年4月杨森继张笃伦之后任重庆市长。1949年11月，刘邓二野大军解放西南在即，国民党当政的重庆危在旦夕，蒋介石任命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杨森，以重庆市长的身份还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范局长被调任卫戍总部任参谋长。因为杨森需要一个擅长文字工作的人代他写信回复批文，那时新官上任惯常举荐人才，于是就在1949年11月15日，由范把杨立微先生举荐到杨森的卫戍总部做了十六天的秘书。12月1日重庆解放前夕，他随杨森率领的国军逃跑。当跑到遂宁的时候，重庆的地盘丢了,杨森不能再称重庆卫戍总司令了，于是蒋介石任命杨森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受命负责指挥属下20军等部队阻截解放大军追击不成，后继续往成都方向一路逃跑。当时范调派杨诏和卓国放二人受命到杨森身边担任秘书，负责写信回复。由于要发工资，每人每天记发四个银元。因为是在逃跑路上，杨诏老先生回忆当秘书实际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杨森当时实行“日日令”，在成渝路上真下了一道命令委任杨诏为“中校秘书”（有档案为证），因此后来历史上就真称他为“杨森的秘书”了。

    杨森因为1913年身为川军熊克武5师营长与滇军黄毓成作战失败被俘，险遭杀头, 幸而遇见时任滇军将领的朱德而救过他一命。1926年8月朱德旅欧回国后,受国、共两党委派到万县的杨森部队说服他同北伐军合作，杨闇公、冉钧等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四川国民近五万人，沿江水路两岸示威大游行，声援遭到英国军舰9月5日炮击伤亡的杨森部队（史称“万县惨案”），刘伯承、朱德等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与陈毅、童庸生等一起组织了我党独立领导川军革命的第一次军事起义：泸顺起义。当时的第一路军黄慕颜司令带领的起义部队，历史上最早打出了“四川红军”的旗号（据中华民国史料记载），因而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电令征召川军各路军阀一起征剿，1927年5月起义在泸州最终失败，后有一部分被打散的起义部队，投靠到杨森部队旗下才得以安身立足。

    1933年10月，杨森受蒋介石令参加对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任第四路总指挥。1935年奉命率部围堵红军长征，他派了第一、四旅在叙永围堵红军，第二、六旅在大渡河布防，他写信给朱德要求互不侵犯。因此朱德总司令回信说“只要他不围堵红军北上，红军也不打他”。于是他派部队虚以委实的假装围堵红军，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客观上也帮助了红军突破国军围堵。因为这些与我军的交情，1949年12月，杨森派人与刘邓大军的刘伯承代表柴军武、任白戈等衔接，要求放过他被围困的部队和正在转移的财物，刘伯承拒绝了他的要求：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杨森只得跟着蒋介石跑台湾，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起飞离开了大陆，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去做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