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黔湘桂边区这块山青水秀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构建成伟大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侗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空前的残酷之压迫和剥削，同时也起来进行了空前英勇、空前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侗族人民在这种革命斗争中，不管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坚持时间长久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封建地主对农民无休止的盘剥，官府、土司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加以连年天灾人祸，使侗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以清咸丰同治年间姜应芳、陈大禄、姜芝灵、梁维干、陆大汉等领导的起义为代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席卷了整个侗族地区。咸丰五年（1855）三月，姜应芳在天柱织云发难，高举“反清复明”和“打富济贫”的大旗，受苦受难的侗族人民纷纷参加。同治元年（1862）春夏，起义队伍由数百人迅速增加到数万，连克天柱、邛水(三穗)、青溪、玉屏、锦屏及湖南省晃州、沅州、黔阳、靖州、会同、通道等地。沿途青年踊跃入伍，义军猛增至十万之众。以当时的人口而论，几乎侗族的家家户户都动员了起来，与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殊死斗争。这年8至10月，清延以重兵围剿，姜应芳壮烈牺牲生，其余部陈大禄、李恒吉等退至青江厅（剑河）属湳洞司，以江口屯为根据地，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十月才失败。姜芝灵领导的晃州农民起义，以“玉龙山”为根据地，与贵州农民军配合，打击敌人，坚持到同治十二年（1874），才被清军镇压下去。

    梁维干、陆大汉等领导的南部侗族农民军，也于咸丰五年高举义旗，先后攻克永从、下江、丙妹、古州等地，并与其他义军联合多次围攻黎平府城。人数发展至数万，其可谓浩浩荡荡、排山倒海，给予清朝地方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梁维干苦战沙场13年，终因积劳成疾，于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军营。陆大汉坚持反清斗争，到光绪元年（1875），在与敌军的战斗中，重伤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清军杀害。

    总之，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侗族农民起义，经历二十余年，坚持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动员人数之多，在侗族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与各民族斗争史的比较中，也是不多的。

    二、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援

    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社会确定了侗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形势要求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咸丰五年，姜应芳与清军在天柱赖洞战斗失利，率队转移至今三穗的顺洞、稿桥、良上、巴冶一带，与当地的苗族人民结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图大举。同治元年（1862）四月，姜应芳与苗军首领张秀眉、李洪基、包大肚等组成侗、苗联军四万多人，分三路攻克天柱城。继后，侗军首领陈大禄、李恒吉与苗军张秀眉、李洪基组成联军，多次攻克天柱、王寨（锦屏），并在邛水颇洞、寨头伏击湘军，奇袭青溪、玉屏、晃州、会同等地，还在会同全歼席启庚（席宝田的侄子）部三千余人，给骄横一时的席宝田当头一棒。南侗梁维干、潘通发等与古州太平山余正纪的“斋教军”联合，攻克永从、下江等地。又与太平军石达开部李文茂联合，组织二万余人，两次围攻黎平府城，陆大汉率侗军四次前往助战。八年（1868）二月，陆大汉与斋教军联合，在皮林大败湘军。同治二年（1863），侗、苗两军联合夹击古州，生擒古州镇总兵成庆洪和游击雷三佳。

    侗族人民与各族人民联合作战，狠狠打击共同的敌人，这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革命者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一大批侗族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不怕千难万险，勇往直前，特别是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道光末年咸丰初年，姜应芳目睹在腐败的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官府穷凶极恶，挥动屠刀，惨杀了一批又一批无辜的百姓。他认为“不推翻清朝的统治，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不反不行！”于是提出：“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莫肇闲，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好分田”的政治纲领，发动起义，建立农民政权，提出“出兵湖南，挥戈直捣京城”的战略目标，分三路进兵湖南。起义失败后，被俘解往铜仁。贵东道曾璧光和铜仁知府陈昌运审问姜应芳：“你投降不投降?反不反？”姜应芳砍截地回答：“若要我投降，难于上天摘太阳！若要我不反，除非地上石头烂！”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同治七年（1868）十月，清军李光燎围攻南明河口江口屯，义军首领陈大禄提出：“坚决不投降，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在激战中，除少数滚坎落水得生外，陈大禄率万余义军与敌血战，全部壮烈牺牲。

    清末，天柱人王天培目睹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国变成了列强宰割的鱼肉。他以救国救民的目的参加了武昌起义，历南征北战未能铲除军阀而深感忧虑。民国十五年（1926），王天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以打倒军阀，“灭吴灭曹快人心”和统一中国为目的，率部奋勇前进，横扫湘、鄂、皖等军阀，名震中外。蒋介石之流惟恐十军壮大对己不利，早存消灭异己之邪心，以莫须有的罪名于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二日，秘密将王天培杀害于杭州拱震桥。在狱中，王天培慷慨地说：“我效岳武穆一样，尽忠报国，只要死在岳武穆坟前，余愿足矣！”他还写了《宁归歌》和遗书，效法岳飞，视死如归。

    如果说王天培等是国民革命军的爱国将领的话，那么，杨至成、龙大道、罗统一等就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侗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杨至成，三穗青洞乡木界村人，军衔上将，有解放军“后勤之父” 之称。民国十五年（1926）入黄埔军校，在北伐期间参加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至成参加南昌起义，并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任红军连指导员、连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一方面军后勤部长等职。民国二十三年（1934）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任黄河两延卫戌司令，又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民国二十四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剑河，与家乡三穗近在咫尺，因紧艰张的战斗生活，不能回乡探亲。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杨至成得悉母亲在家乡病故的消息，深感悲痛，即挥毫写下“八千里长征报国即为报母；四十年矢志教儿亦是教人”的挽联，从延安寄回家乡，嘱刻于母亲墓碑上，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时，，应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精忠报国放在第一位，以及儿子至成在慈母的艰辛养育下长大成人，今天肩负着革命和抗日的担子，这是您老人家的宿愿。借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龙大道，锦屏县茅屏人。民国十二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十三年（1924），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民国十六年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了制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战计划。民国十七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民国十九年一月，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在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抱着“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的坚强信念，终被敌人惨杀于上海龙华塔下。

    其他还有湖南新晃田嘉敏、姚伯阳、姚秀卿等侗族共产党员人，在大革命期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民国二十九年（1940）二月初，贵州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员王定一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于五月十九日被反动派杀害于贵阳图云关。侗族这些仁人志士，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牺牲，比泰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