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1柏寒

    我们一行数人于2014年12月份，二次到杭州钢铁厂医院，访问了正在疗养中的柏寒书记，请他谈谈一生的经历（图）。

    柏寒说，我是安徽省泗县人，1922年生于泗县刘圩镇，在老家读了小学，接下来，又到安徽省立凤阳县第五中学读书，可是，只读了二年，日本人打了过来，书是念不成了，只好回到家乡。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经逼近泗县，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群情鼎沸，民心激昂，大家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国，才不会沦为亡国奴。此时，新四军刚好进驻刘圩镇，热血青年闻讯，纷纷报名参军。

    我参军，从事“策反”日伪工作

    由此，我加入了新四军，因为读过几年书，算是有点文化了，进入部队以后，很快就被上级派到敌工部（注：即，“新四军对敌工作部”简称）从事对日伪部队的策反工作。自此，我由最初的一名民运干事做起，一直当到敌工科长、敌工部长、联络参谋、县委联络部长、区党委联络部代部长、蚌埠市军管会军法处长、蚌埠市公安局局长兼市检察长等职。

    回忆起当年在敌工部工作的那段艰难岁月，他说，我们敌工部的工作是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成员经常要深入虎穴，开展对汪伪军队的策反，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与同事曾经参与策划过几个县城的汪伪军队起义。

    1943年，我们派遣周化南同志打入宿迁县的日伪政府，让他潜伏在敌营内部（担任洋河区的伪区长）。同年，在他（周化南）的策动下，配合我军（新四军）九旅的进攻，一举歼灭顽军仓克志部的四百余人。

    1945年春天，日军驻宿迁部队准备逃跑时，周化南直接命令伪军区大队五百余人放下武器，向我军（新四军）投降。

    1944年，我们派遣罗福义同志深入到敌人占据的睢宁县城，配合我军（新四军）的进攻，在罗福义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睢宁县城，生擒伪县长夏硕武，俘虏了伪军多达一千八百余人。

    1945年端午节，我们又争取到顽军江苏省保安六团团长王敦瀛率领他手下的一千五百多官兵起义，此举受到淮北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

    1945年，我们争取了睢宁县陵城日伪区长刘公孚率领区乡队八百人起义。

    凡此种种，虽说工作极其危险，但是，大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不是孤军奋战，我们的背后有着全国千百万老百姓的抗战决心，我们所从事的是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正义事业。由此，个个正气凛然，义无反顾，尤其是策反汪伪军何鹏举部队的三次倒戈，我全都参与其中。

    我们奉命“四进徐州”

    日本投降以后，我奉命“四进徐州”，发展了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第三军中将军长乜庭宾、警卫副官齐兆祥、少校军需郎守业三人为中共党员，策动郝鹏举率部（四个师两万人）起义，并营救因进入徐州向日军下通牒而被捕的曹沛然、王谦益出狱。

    1946年1月，我又一次奉新四军陈毅军长的命令，两进贾汪镇，将他的亲笔信面交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丰基（国民党军将领），与他们共商我军与西北军联合共同反蒋战略意图。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我再次拿着陈毅给何基丰、张克侠写的信，力劝二人率部弃暗投明（此信现仍保存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

    由此，策动了张克侠、何丰基率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两万三千多官兵的起义，此举成功切断了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与徐州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的联系（将国民党军队部署的几个大兵团被分割成几块，使得我军能够各个击破）。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十余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可以说，此举对于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放初期，我调到公安部工作

    蚌埠解放后，我担任蚌埠市军管会军法处处长、市公安局局长兼淮河水上公安局长、检察长。

    1952年，我奉命调到中央公安部工作。

    1953年3月，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主持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宣布，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决定，由我（柏寒）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

    此后，我们又在汪东兴同志的领导下，先后起草了《警卫局工作条例》、《怀仁堂警卫工作条例》和《天安门警卫工作基本原则》等中央机关的保卫条例。

    1955年春，我们曾陪同苏联警卫专家尼切也夫、保健专家司乔宾去武汉、长沙、广州、杭州、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天津、北戴河等地，视察各地的警卫及首长的保健工作。

    我们明确提出了首长警卫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外松内紧”的基本政策。

    同年冬天，我们又在周兴副部长的领导下，起草了《人民警察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1956年，我调到公安部十八局担任副局长。

    在杭州钢铁厂工作

    其时，我在想，现在国家已经从战争时期转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了，应当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多做点贡献，于是，就向上级打了报告，希望调到地方上去做些实事，时至1958年，由北京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地级）。

    不久，我由省计委秘书长这个岗位上调到杭州钢铁厂（以下简称“杭钢”）工作的。实际上，杭钢在我到达杭州之前的一年（1957）就已经开始筹措了，厂方从各方面调集了许多人，那时的钢铁厂主要分为炼铁、炼钢、轧钢三大部分。

    我们从北京首都钢铁厂调来了五十多个人，从操作工到维修人员，全都到齐了，上海也有人过来，以炼钢、轧钢的技术员与工人老师傅为主，有了技术人员、有了关键岗位的老工人。下一步，就是加强党对钢铁企业的领导了。

    由此，军队调来了五百个人，地方也来了五百多个人，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杭州钢铁厂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自此以后，杭钢生产与建设的各项指标在全国钢铁企业的排名中，几乎全都在前八位之列。

    当然，在那些年里，全市的大型企业不多，杭州钢铁厂有三万多员工（1959年），一个“地级”单位，作为杭钢的党委书记，我需要列席省计委的各种会议。

    敢于讲真话

    许多人或许仍记得，1966年文革初期，北京开始批斗所谓“三家村俱乐部”，浙江省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推出了四个人作为靶子，供“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他们分别为浙江大学校长刘丹、杭州大学校长林淡秋、美院党委书记陈陇，另一个人便是杭州钢铁厂的厂长，柏寒。

    当时，许多人感到奇怪，前三者均为大学的领导，而柏寒只是一家企业的书记，怎么也会卷进文革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呢？

    柏寒对我们细细谈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说，1958年，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国家提出“钢铁挂帅”、“全民大炼钢铁”，建立“小高炉”炼钢、炼铁的风潮，轰轰烈烈，席卷全国大地。

    到任不久，我出席了一次省计委工作会议（1958年8月），领导说，现在正是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杭州钢铁厂必须在年内建成100个小高炉、100个小平炉、100个小转炉。

    听到这个指示，我不由楞了一下，杭州钢铁厂，一家正在筹建中的企业，各项条件都不具备，那有可能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内（当时已经八月份了）建成三百个小高炉呢？

    在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些想法，虽然大家心知肚明，我说的是实情，不过，上级既然已经就此事定了调子，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与会者也就“一面倒”地转向了上级意图（其实，当时我只要附和着上级的指示，如同别人一样，吹下牛、拍下胸脯，保证杭钢能在四个月内建成三百只小高炉，就算过关了）。由此，他们认为，我的思想保守，将金韬（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重工业厅厅长）调到杭州钢铁厂担任第一书记、第一厂长，而我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杭州钢铁厂的“第二书记、第二厂长”了。

    其实，虽然金韬调来当了“第一书记”，他在杭钢也只呆了半年左右，连一只高炉都没有建成，就走人了（四个月内建成三百只高炉，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