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宏，壮族，1889年生于凌云县祥福坡楼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祥福私塾学堂。其父是从中亭村到祥福入赘的“上门女婿”。罗福宏十二岁那年，由于家庭租押的收入不够交租费，于是，其父亲退了租田，带着全家返回老家中亭定居。

    罗福宏随父母回老家后，在家干农活，做家务，由于土地瘦薄，收获的粮食除交租交税外，所剩无几，常常上山挖树根找野菜来充饥，全家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他对地主豪绅恨之入骨。1921年冬，中亭姑娘罗世妹出嫁到平乐力那，作为堂叔父的罗福宏是送亲队伍的一员，有幸结识了亲家黄伯尭，兄弟亲家一见如故，相互诉说各方生活之困苦、痛诉社会黑暗、官吏腐败、地主豪绅的恶劣，逼得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万恶世道。哥俩越谈越投机，交谈中，黄伯尭的学识、机敏、谈吐、智慧和远大抱负令年长的罗福宏敬佩不已，尔后经常往来，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情谊。

    1922年10月28日，韦拔群在东兰武篆银海洲举行革命大盟会，参加同盟的黄祖应、黄世超、黄伯尭等革命先驱返回凌云平乐后，立即到中亭找到罗福宏、覃宝鉴、罗福益等在中亭秘密举行革命同盟。后在黄大权、黄大业、黄伯尭的支持下，罗福宏等人在中亭建立了一支小规模的农民武装。罗福宏、覃宝鉴、罗福益、罗玉英等，利用晚上深入村屯农户宣传银海洲革命大同盟纲领，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农运骨干，同时开展小型的农民运动，使中亭的农民运动从秘密转向公开。为充实扩大农民武装力量，罗福宏出卖了自家的部分田地、耕牛购买枪支弹药，武装农军。1924年初韦拔群第一次到中亭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农运骨干，号召贫苦农民拿起武器与地主豪绅作斗争。1924年7月初，黄伯尭、韦鼎年、罗福宏等组织平乐、中亭农民武装20多人枪，前往牙里巴六屯攻打国民党反动局董班尚茂、班尚勋反动武装，缴获枪支3支，反动统治者遭到重创。1925年11月，罗福宏与黄伯尧等凌云革命先驱到东兰北帝岩（今列宁岩）参加韦拨群举办的第一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寻求革命真理。学习结束后回到家乡，他们走村串户，宣传韦拨群领导的东兰革命形势，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扩大农民武装，推翻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等，中亭的青少年听到罗福宏的宣传讲述后，感到十分新奇，非常向往，表示也要参加革命。为了让这些青少年有文化，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罗福宏与黄伯尧、罗汉西商议，决定在巴轩办一所学堂，他们挨家挨户去和群众商量办学事宜。不久，在全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建起一座三间茅草房的学堂，群众从家里拿来木板搭成桌椅。罗福宏就派人到凌云县城请来了黄权、罗木荣当教师，自已担任校长。生源除中亭本村外，还有来自六马、先锋、凤界、柏林、陇弄、积善等地，学生最多时达80多人。1929年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罗福宏决定给巴轩学堂增加教授北帝岩农讲所的讲义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编的识字课本。学堂成立了童子团，罗玉廷任团长，他们经常配合区苏维埃政府下村屯宣传东兰革命形势，来听宣传的群众很多，童子团的宣传工作有声有色，有一次黄松坚、韦菁、黄伯尧和农军总部持派员韦仕英到巴轩学堂开会，称赞童子团的宣传工作搞得好，是一支革命力量。

    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成立后，罗福宏被民众推选为中亭乡农会会长和巴轩农军中队长。1926年11月中旬，根据韦拔群的布置，罗福宏率巴轩区农军汇合东兰黄大权和平乐黄伯尧农军，攻打罪大恶极的大洞局董唐 海国民党反动武装，缴获步枪20多支，活捉唐 海父子，押往东兰武篆农军总部毙其父，留其子，没收唐家部分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927年初，黄伯尧组建凌云县农民协会和平乐区农民协会后，又到中亭大屯学校组建巴轩区农民协会，下辖8个乡农民协会，罗福宏担任巴轩区农民协会会长兼中亭乡农民协会会长和凌云县农民协会委员。

    1929年11月，中共东兰县委委员、组织部长韦菁（韦拔群胞弟）到平乐举办骨干训练班，经韦菁介绍，罗福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30年2月，罗福宏任巴轩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凌云县特别支部组织委员。3月，任中共巴轩区党支部书记。

    1930年4月上旬，为建立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在东兰武篆魁星楼召开中共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第三纵队主要领导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人会议，研究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工作问题，具体指导右江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决定在韦拔群故乡东里屯进行右江土地革命的“共耕”试点，同时指派时任中共东兰县委委员韦菁到时属凌云县的巴轩区中亭乡进行右江土地革命的土地平分“分耕”试点。韦菁带着邓小平、韦拔群的嘱托，于1930年4月中旬带领钟宝灵，劳必更、韦顺羊、李天心、韦瑞金等到中亭乡与罗福宏、覃宝鉴、罗福益、罗玉英、覃宝蒙等秘密召开骨干会议，研究打倒地主分田地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成立雇农工会，组织那些被地主豪绅剥削最深、生活最困苦的农民去串联群众开展斗争，并通过了以罗福贰为主席的雇农工会领导机构。会后，罗福宏带领骨干们分别深入贫苦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在唤醒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开展焚烧地契和清查土地、人口的工作。在罗福宏的组织下，巴轩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隆重的群众大会，韦拔群、韦菁、黄松坚、黄伯尧等人亲自出席大会指导。罗福宏主持大会，会场上摆放着三口大铁锅，凌云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主席将群众上缴和从地主豪绅中收缴出来的地契放入铁锅中，当众全部烧毁，将土地使用证发放给群众。接着凌云县苏维埃政府财粮委员会主席将没收的地主豪绅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进行土地分配中执行不分民族、年龄、性别、本地人、外地人，只要在中亭居住的皆分到一亩土地。地主豪绅家中，除个别罪大恶极和外逃者外，也和贫苦农民一样每人分得一亩二类土地。群众陆续得到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农民分得土地后，自耕自种，收获的粮食自行支配，当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在平分土地前，先划出一块五、六亩的保水田作为公田，由乡苏维埃政府组织赤卫队、民兵义务耕种，收获的粮食作为红军家属的困难补助和来往革命同志的伙食费用。这块田一直被中亭人民称作红军田，为纪念红军、纪念实现人均有其田的伟大历史、纪念韦菁烈士，经几代中亭人的精心守护，现仍是村委的办公室用田，这块田闪烁着邓小平初期农村经济工作思想的光芒，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活化石”。在进行右江土地革命土地平分“分耕”试点期间，作为巴轩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巴轩区党支部书记的罗福宏与中亭的革命志士一道，密切配合韦菁、黄伯尧等同志不辱使命，坚决按照邓小平、韦拔群的指示，首创了平分土地“分耕”的先例，使中亭成为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典范，中亭人民终于在右江地区率先人性化地实现了千百年来人均有其田的愿望。“共耕”，“分耕”两个试点相继结束，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后，根据两种试点的优劣，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右江的土地革命不能千篇一律地走东里共耕道路，共耕必须建立在农民高度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条件不成熟，群众还没有要求共耕的地方，还是采取中亭分耕的土地革命办法为好。之后，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中亭平分土地 “分耕”办法经验，制定颁布了右江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于1930年5月1日颁布实施后，凤山、凌云乃至右江各地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黔桂军阀一万多兵力乘虚疯狂“围剿”东、凤、凌革命根据地，敌3000余兵力首攻中亭革命苏区。驻守中亭村的红七军63团3营第9连官兵，在支部书记罗福宏、连长覃宝蒙的指挥下，与20倍于我之敌在5个营寨激战8昼夜。由于敌众我寡，各营寨相继失守，10几名红军赤卫队战士英勇牺牲，年仅24岁的妇联主席韦氏送在搏斗中，与一敌人扭打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来不及转移的97名革命群众被敌押至今烈士公园和牯牛村前的田野里，用马刀一个个活活砍死。罗福宏强忍着悲痛，带领部分红军和几百名群众连夜从秘密通道转移到平乐，找到黄伯尧和李天心营长，三营领导安排从中亭来的70多名同志进平旺三门洞与平乐军民一道据守抗敌，其余几百名中亭军民随罗福宏、覃宝蒙星夜赶往武篆去找拔哥。通过艰难跋涉，于1931年农历大年初一凌晨抵达武篆。拔哥见到远方逃难而来的中亭同志感慨万分，吩咐东兰的同志一定要照顾好中亭兄弟，遂把这几百人分别安置到兰木、武篆的各家各户栖身9个多月。这期间，罗福宏、覃宝蒙在韦拔群的指导下，对巴轩支部进行了整顿，充实了红九连的力量。形势趋于平静后，罗福宏告别了拔哥、告别了武篆、兰木的亲人，带着几百名红军及群众踏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回到了阔别的故乡，时值农历九月，劫后的故乡满目疮痍，全村几百户民房连牛栏猪圈一起，全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烧个清光，凡过火的地方均奇异地自生西红柿苗，成熟的西红柿一片通红。罗福宏对返回家园的红军和群众说：“大家看看，这就是天意，几百亩西红柿映红了天，映红了地，这预示着红军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我们要团结一致，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罗福宏的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中亭军民的革命斗志。

    1932年，东、凤、凌革命处于极度低潮，为保存力量，黄举平遵照右江特委的指示，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上黔桂边开辟新区。10月，在黔桂边受阻后，黄举平带着东兰、凤山的几十名革命骨干，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转移到平乐。10月底，黄举平、黄伯尧、罗福宏等同志得知韦拔群师长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不顾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险境，在平乐那弄的茶油林里召开了韦拔群的追悼会，担负起右江革命重任的中共东兰县委书记的黄举平号召与会人员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后部分同志在平乐隐蔽，部分由罗福宏带至中亭活动。罗福宏带着黄举平一行白天隐蔽在高山密林或洞穴中，晚上潜入村屯秘密活动，着手整顿中共中亭支部，开办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这期间罗福宏号召中亭百姓轮流为他们送水送饭，站岗放哨。有一次敌人突袭中亭村，企图歼灭黄举平一行，得知消息后，罗福宏立即派通讯员罗玉廷紧急带黄举平书记单独到弄尤沟隐蔽，由于转移匆忙，随身仅带得两叁斤米，两天就吃完了，为了生存，只能在群众丢荒的红薯地里刨红薯来充饥。红薯很少，由于饥饿难耐，黄举平未等红薯烧熟就从火堆里刨出来，吹一吹，皮也不剥就送进嘴里。以往同志们都称举平同志为“浩凡先生”，如今见他这样，罗福宏、罗玉廷便灰谐地称举平同志为“红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