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市城东的东圣水村，之所以赢得“红色”的赞誉，源于该村出了山东省著名革命烈士魏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革命遗址——东圣水魏嵋故居。魏嵋故居早在解放初期就被潍坊市政府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又立上了保护碑。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通史·现代卷》中，魏嵋（附子魏复中等）被编排在“入卷人物传”第一位。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再访东圣水村，与一些老人座谈，重温几十年来挖掘的表现青州党史人物功绩的资料，更加受到心灵的洗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

    声援“五·四” 气壮誉满神州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部分的材料。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五·四’运动说起更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国内影响极大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1919年7月出版的16卷第8号《中国大事记》专栏中，对“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发生的大事件，有两条记载。其中第二条是：“7月17日，日人在山东青州拘捕学生交涉。青州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突有日人闯入学校中，拘去学生一人，当有该地各团体电省，向日领交涉……”在这次事件中，青州出现了农民进城支持学生运动的举动，这对于研究现代农民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事实完全如此。

    据1960年编印的《益都县志》草稿记载，“五·四”运动爆发后，益都农民迅速组织“农会”、“商会”等，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当时，有小股日本鬼子，还住在益都火车站。为了封锁火车站并打击这伙强盗，青州爱国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在火车站设岗放哨，防止中国人与日本人交往，抵制日货，不准向日本人出售蔬菜等各种食品。北关有个姓史的日商仆役，仗势不听劝阻被学生会扣留。后经日本人与县长交涉，很快将其释放。7月17日，驻车站日本鬼子不甘罢休，有8名全副武装的日军人员，直接闯入十中，绑架了爱国学生马忠怀。经与日寇数次交涉，一直毫无效果，因此，青州城内爆发了“抗议日寇绑架学生暴行”的集体游行。

    游行开始前，青州城东郊东圣水、坡子、夏辛庄、三里庄子等村的一些农民，由魏复中主持和带头，组织起数十个“十人团”，浩浩荡荡开进城里，加入游行队伍。东圣水村制作的写有“东圣水农民劳工”7个大字的白布横幅，在队伍中格外引人注目。时值炎热天气，前往城里为学生送汤、送饭的农民，络绎不绝。这次游行活动连续坚持了四、五天。后来，马忠怀被释放回校，斗争终于获得胜利。

    时至今天，关于“五·四”运动期间农民进城支援学生的报道资料，全国尚无发现第二例。

    开展“农运”最为先

    说起中国的农民运动，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然了解1927年3月毛泽东主席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在为这个报告撰写的《序言》中，给了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和广东的彭湃一个光荣称号：“农民运动的王”。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全国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1922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而在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莫荣强文章《广西农王韦拔群》一文中则提到：“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韦拔群是在1921年秋”开展农民运动的。然而，在我们青州，早在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就有人致力于农民运动，他就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山东省著名革命烈士魏复中。

    为弄清魏复中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事实，笔者除了于三十多年前采访邓恩铭夫人候玉清时，候玉清亲口说：“魏复中1922年从广州出席劳大回来就活动开了”和采访过我党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罗章龙等人外，近些年，又请教了将毕生精力投入山东工运史研究的刘明义老师，以及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郭德宏教授。期间，笔者与他人合写的文章先后登过报，上过网，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得到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肯定。至于魏复中开展农运的记载，在1960年编《益都县志》油印本第一册、第四册部分章节中都可找到。青州地区开展农运的时间，比全国农运大王中最早的魏拔群，提前了好几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政局急剧恶化，封建复古，鬼怪迷信，形成一股攻击革命，否定科学的思想逆流。那时候，魏复中在魏嵋的支持下，率弟、侄数人，以大无畏的精神，砸烂了村里的“娘娘庙”。与此同时，魏复中将自家南屋砸开后墙“天窗”，改成北屋，建立了“农民夜校”，免费招收农家子女入学，教他们学文化，向他们进行“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教育。组织孩子们打着彩色小旗，写上革命口号，走街串村，向广大农民宣传这些思想。魏复中还背上锣鼓，演唱自己编写的小段。流传下来的有：

    说的是，现在的社会不太良，
    众明公，不信听我说其详。
    现在的社会是：
    做工的总是把罪受，
    寄生虫个个都把福来享。
    常言说，晒盐的工人把淡汤喝，
    又道是，编席的婆娘睡光炕。
    见了些，养蚕的姐儿穿粗布，
    种田的农民光吃糠。
    盖楼的瓦匠住破庙，
    木匠的媳妇没柜箱。
    男子英雄不得不把“贼”来干，
    农家子女因穷去做“娼”。
    …………
    众乡亲：
    大家联合起来吧，
    不要忠顺做牛马，
    要去仔细想一想，
    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农工的血，
    都出自佃户身上。
    …………
    “南陈”“北李”“中圣水”

    在中共党史界和学术界中，有着一段耳熟能详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南陈”指的是陈独秀，“北李”指的是李大钊。这段佳话，来源于1927年5月李大钊好友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所作的《李守常事略》（即大钊）的报告中。而笔者1979年采访中共早期党员、中共“七大”候补委员，曾任中共山东、河南省委书记，国家劳动部长刘子久时，刘老曾透露出在当时有“南陈北李中圣水”的说法，说明青州东圣水在山东党组织创立初期的重要地位。

    经费，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经费的政党，很难成就大业。当年列宁、斯大林，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壮大，把主要精力用在筹集经费上。我国的国父孙中山，为了成就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在筹款中绞尽了脑汁。我们山东早期党组织创建时，也有着艰难的经历。1922年11月，党中央派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党员吴容沧，来济南接替马克先，任山东党组织负责人。当时，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中央没有钱寄来，生活费都无法解决。几个月下来，吴容沧就负债累累，告贷无门了。1924年1月，他拿着一张共产党的传单，到通惠银行劝捐未成，反而因敲诈罪被捕入狱，幸亏审判他的法官是他的浙江老乡，得到从轻判处。从“吴容沧事件”中，让人深深体会到，任何一个政党的创建，实属不易。要想成长壮大，顺利开展工作，没有活动经费必然一事无成，甚至消亡。

    由于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济南难以筹集经费，从1925年起，就搬到青州东圣水村魏嵋家来了。魏嵋当时是青州的富户，解放前，他家有房子26间，土地150亩，桑园40亩，城宅7处及其它一些财产。魏嵋一家即是中国共产党山东、青州地方组织经济上的坚强后盾。解放后土改时，魏家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所剩无几，全都用于党的事业上。写到这里，人们对刘老的“南陈北李中圣水”之说，就不难理解其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