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明同志简介（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德哲夫妇（中红网红色图库）

2013年回老家，与红军后代及二伯王德哲子女和县、镇领导在红军洞前。（中红网红色图库）

红军后代与县领导合影。一排左起：红军后代冯真、冯建、冯萱、王小莉、县委书记赵波、红军后代王新飞、王白云、冯伟、县长唐廷刚。二排左起：红军后代倪飞、倪华、冯嵘、刘辉中、梁东、蔡晓心、王东哈。（中红网红色图库）

2013年红33军成立80周年，四川宣汉县革命老区的同志采访徐帅之子徐小岩（中）王东哈（右二）。（中红网红色图库）

2013年红军后代回乡在当年的中共地下党梁达中心县委旧址与房东家人和宣汉县、镇领导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2年夏末，以杨克明为书记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刘胡子、林鲁（蒋群麟）、牟永恪等负责同志在四川宣汉县君塘后溪湾雇农王全三之妻王李氏与其儿子王德哲、王性哲、王资哲、王直哲四兄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王直哲同志任特别支部书记，王家四兄弟印刷传单、运藏武器、串联农友、成立农协组织，迎接红军主力，配合解放绥定（达州）地区。图为王直哲之子王东哈在重走当年路。（中红网红色图库）

左起王小舟、王东哈、刘仕润 2005年春回乡探访藏身洞。（中红网红色图库）

红军洞遗址。（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4年12月15日电（老红军之子王东哈口述前辈事迹，朱岩文字材料整理）

    “父亲是从大巴山走出来的，我是大巴山农民的孙子，我永远不能忘记大巴山的乡亲父老。”年过六旬的王东哈是中纪委原专职委员王直哲之子，他作为延安儿女联谊会和中直育英同学会的副秘书长，近年来,一直和北京的革命后代们组织各种活动，并利用各种形式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他最近向我口述了一段被其父亲珍藏多年的宝贵历史资料。

    我们的话题是从2013年11月2日举办的红33军80周年纪念大会开始的。1933年11月2日，在四川省宣汉县西门操场，以川东游击军为骨干的武装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下辖3个师。此前在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1933年红四方面军发动宣达战役后，王维舟、杨克明指挥游击军，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牵制了敌人两个师的兵力。两军会师后，杨克明深入到宣（汉）、达（县）交界处的10多个乡镇，动员群众参军，被誉为“铁脚板书记”。

    王东哈说：我老家在宣汉县老君塘(即现在的君塘)后溪湾。祖父王全三，祖母王李氏，一向租种地主牟绪生(牟永恪之父)的田地为生。祖父生三女五男：长子王俊哲（早年病故），二子王德哲，三子王性哲，四子王资哲，五子王直哲也就是我父亲。祖父积劳成疾，l 92 9年去世。此后祖母带着四个儿子继续租种牟家土地至1 9 3 3年。

    说到牟绪生此人与我家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佃主、佃户之间的关系，他是个开明的文化人，有着医生身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儿参加了革命。牟绪生的儿子叫牟永恪，1912年生，约1928年考入宣汉中学读书，因带头组织闹学潮被开除。1930年入成都成诚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回乡任梁达中心县委委员。牟永恪在杨克明同志直接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运动和农协活动。牟绪生的侄儿叫牟慈帆（又名牟永恺），1906年生，1931年在王家场担任当地民团团总。他之所以要当团总，是以掩护党的工作为目的。1932至1933年期间，他为党作了不少工作：他曾向党的组织活动资助过大洋和手枪，他曾在自己家中召开了梁达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宣汉县反帝拥苏大同盟会员大会。红军进攻刚接触宣、达地区，部队还未到达老君塘时，老君塘即召开了以农民协会会员、赤卫军战士、游击队队员为中坚的万人群众大会。牟永洛、牟慈帆两弟兄在会上都宣布立刻彻底背叛地主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牟慈帆还代表叔伯兄弟，将其田地、房屋契约全部当场烧毁。梁达中心县委负责人杨克明主持了这个大会。

    1932年夏季，牟永恪从成都弃学归来，邀约一些学生模样的青年，趁赶场之便，常在我家进进出出。他们就是中共梁达中心县委的成员及其领导下的同志。当杨克明、刘胡子、林鲁(即蒋群麟)．牟永恪等负责同志，以及来请示工作、联络来往的许多外县外乡的农民、学生来到家中时，祖母及伯母们总是热情相待，倾囊相助，并为严守秘密。

    在以杨克明为书记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中，刘胡子、牟永恪为委员，我父亲王直哲于1933年初入党后，为中心县委会特别支部书记。梁达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了宣汉县以学生为中心的反帝拥苏大同盟会，由老君塘、明月场、达县罗江口等数十个农民协会（乡农协）。每个乡农协都有赤卫军、游击军的武装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并直接进行抗租抗捐和抵制国民党征兵的斗争。

    当时县委组织机构中的马列书本很少。虽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但就群众当时的文化水平，能看懂的很少。而党组织的工具也只有一部油印机和一块钢板，杨克明等同志为了通俗地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便自编自刻，印出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和要求，以标语口号、传单的形式，秘密散发和张贴。经过一时期的宣传和组织，宣汉县各区乡出现了武装袭击土豪劣绅、收款委员、区长和团总的斗争。此起彼伏的斗争，遍及全县许多城镇和乡村。

    由于有了党的基础工作，在1933年秋，当红四方面军攻下伪川陕督办刘存厚军阀的老巢——绥定（达县）时，成千上万的宣、达人民即自动组织起若干运输连、营、大队,自带干粮奔赴达县，搬运我红军所缴获的战利品——枪炮、弹药、军械和其它军用、民用等物资到通南巴后方根据地。成千上百的人群马队，在由达县至通南巴的数条道路涌流。一万余宣汉县人民的子弟兵，此前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党的地下组织的宣传、动员，有着充分的阶级觉悟，所以红军一来，闻风而动，踊跃参加。

    在杨克明为首的梁达中心县委的领导和培育下，当时我家成了革命领导人的集会、往来之地，尔后我们全家人都成了红色革命者：

    二伯王德哲，1933年秋，在老君塘苏维埃工作，后在红33军政治部工作。1935年合编于红五军，仍在政治部工作。翻雪山过草地后，参加了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匪军开展了严酷的战斗。历经极度困难，辗转数千里，才回到了八路军三八五旅，并在该旅任军法处副处长。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在空军卫生部任副政委。1953年因病转业到一机部。于1954年病逝于南京,时任南京机械学校校长，卒年48岁。

    三伯王性哲，先在地方游击队，后转入红四军10师任排长，1934年在反击刘湘的六路进攻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四伯王资哲，曾担任过老君塘苏维埃主席，于1934年随红军反攻南下，回君塘探母未遇，不幸遭敌逮捕，死在宣汉狱中，时年22岁。

    祖母王李氏，1933年在老君塘工作，1934年偕儿媳刘氏、于氏等，随红军部队离家北上，途中被敌截断去路，生活无着，于1935年初回到明月场二女家。后被地主豪绅视为“匪属”“侦探”，受尽欺凌、贫困交加，惨死于老君塘家中，终年59岁。

    王东哈又对我展示了敌伪档案中的资料，以作佐证。这份“民国24年”4月由老君堂乡伪乡长张潮海呈报的材料中提到：“今2月23日王资（直）哲之母王李氏、嫂刘氏，借以孺妇无关，同少元先后陆续归家，暗为侦探。”又说：“李氏、刘氏，子少元均无人敢负连坐保结。”其中的“少元”即王东哈早逝的大伯王俊哲之子王紹志，由此可见，我家每位亲人，包括与我同代的堂兄，都投身了革命，被敌人列入了“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