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长征经历（1933年---1935年）

    我八岁起就帮周福顺放牛和干杂活，于1932年下半年被国民党抓壮丁顶大哥离家去当兵，半途中趁国民党士兵不注意逃跑（年仅十四岁半），逃跑后沿途讨饭，于1933年2月流落到江西于都，并随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安排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师部通讯排（有时候是通讯班）当通信员。由于我小，部队师长（其子吴开庭于2012年12月份去江西老家才知道师长叫李聚奎，政委叫赖传珠）等不知道姓什么，只叫代号，我们通讯排排长叫汪德怀，由他直接领导我并分配给我工作任务。

    我参加红军后，随部队从于都经宁都、兴国后又到泰和、在万安、瑞金、会昌、石城和广昌等地来回活动，其间打了很多次小战斗。然后到福建长汀（汀州）、连城打了一仗，在清流、宁化、建宁、秦宁和黎川打了几战，这几次战争较大，也很残酷。第四次反围剿时，清流战役中师长（听说叫彭少辉）亲自上阵地时被敌人的炮弹炸伤，警卫员从前线把他背回师部。一直到1934年9月10日左右，部队又到兴国打了一仗，于1934年10月10日左右到于都集中开始长征。开始集中的时候不知道是长征，只知道口号是打到敌人后方去。

    部队从兴国出发到于都过河，经新田，古陂时候打了一仗，又去信丰到广东南雄。在信丰冲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在城口等地冲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当时口号是部队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汇合，配合红四方面军。我们经宜章、临武等地，在宜章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最后过道县（道州）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经过了残酷的湘江战役，红军减员严重，我们师的一个团全团牺牲，这个团长是第二次进遵义时候才追赶上部队），经广西省苗山地区，走了五六天进入贵州省内。在施秉于王家业的三个团打了一仗，经余庆在强渡乌江时候打了一仗，在乌江这次战役中我脚腿负伤，随部队到湄潭又得了伤寒，跟师部前进。

    1935年1月，部队在遵义附近休整了7天，当时听说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那个时候起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主席。部队后来开到桐梓住了几天（因我在强渡乌江时受伤，没有参加娄山关和进攻遵义的战役），然后经松坎、温水到良村，那个时候我的伤口已经化脓，脚有冰口冻裂，跟不上师部，行走非常迟缓而掉队，走到习水（东皇）与师收容队十几个收容队伤病员一起在师部后面行军，经土城到赤水猿猴场（今元厚，下同）的米粮坝时候，说有的部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听土城的人来讲毛主席是经过土城渡河，听猿猴赶集人我们师部是在猿猴渡河，一军团其他师在猿猴搭建浮桥过河，浮桥已拆除了。收容队决定从米粮坝下面河边渡河，可到河边悬崖绝壁，河水水流湍急，险滩恶水，没有可以过河的工具，伤病员无法泅渡 。在这样前无去路，也无退路情况下为避免全收容队被清乡的人杀害，保存革命力量，收容队决定每人发了一个银元后十多个伤病员就分散各自找地方隐蔽起来......。

    （这段历史经过可以找习水县隆兴淋滩的老干宋加通或者后人。宋加通，于1931年参加红军，瑞金人，我和他同属一方面军第一师，他在下属部队当过班长、排长1984年落实红军身份问题，可查彭少辉当我们一师师长时候我在师部的史料可以见证。）

    分散躲避清乡隐居的经历（1935年---1949年）

    在赤水县猿猴（今元厚，下同）米粮坝于收容队伤病员分散后，走小路到猿猴后面半山岩穴里躲藏，被赶集的人（李明山）看到，他看到我受伤，说话又听不懂，很同情我，就讲：“他在赶集的时候到处都在清查流落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在猿猴河坝陈树生杀了几个，有一个人里面穿的红军衣服发现后就被杀死了。 我立即把银元拿出来给李明山，他叫我等下，回家带东西来吃，，他回家的路上又见到了一个红军伤员（就说下面都有一个，他给我带吃的来就说上面还有一个，同时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你到吃了后我带你到另外的地方去躲藏”，我吃了东西随他一起去和上面的那个战友汇合，见面后李明山回家去拿衣服来叫我们把衣服脱来烧了（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敢保留红军任何物件，否则被清乡的人发现就要杀头），然后换成他带来的农民衣服，在他家饭吃了后他把我们隐藏在山洞里，又去找草药把我们的病伤医治好，李明山没有儿子，把我们暂时隐蔽起来。而我和邓有春只有住在山洞里和他联系。在那个时候伪保长、甲长经常带队来清乡，我们是江西口音，如果被他们听出来，就意味着被杀掉，所以碰到任何外人就装哑巴不说话。有一次我从山洞里去李明山家，就遇到清乡的，他们打我，问我，我只有忍痛不说话，不开腔，李明山赶紧过来说：他是我四川来的亲戚，是个孤儿又是哑巴，我叫他来帮我干活”。这样才逃过一劫蒙混过去，我们在李明山家里住了一年多时间，他是木匠，也帮他干点粗活，邓有春原来在家时裁缝，就帮别人缝衣服，我到南坪田坎上等地打短工求生，在一段时间后，我们学会了贵州当地话。那个时候国民党时常拉兵，为了躲避拉兵，李明山知道一姓黄家的儿子帮人搬木排，在外面淹死了，黄家只有奶奶陈守珍，媳妇罗孝珍、孙女黄世英、孙儿黄世庭，就找李世清介绍到岩头上黄家当儿。我顶名叫黄海全，并与比我大十岁的黄家儿媳结婚，婚后就在那里帮人挑粪干活为生。到1944年我搬到湾头桑明高家里（因为我从小拜记给桑明高，取名桑福全。），在猿猴场盐号上帮人下力气来维持家庭生活。在此之间我没有参加任何反动集团和组织，1948年我去淋滩帮人遇到了1935年留落下来的红军战友宋加通同志，他向我讲了是怎么样留落下来的，他还说了还有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来往，1949年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伤病好了后想去找部队，由于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急速转移，从未返回元厚，因此不知道红军部队去了哪里，地方不熟悉，也不敢打听询问，所以隐居隐姓顶名下来一直到参加解放军。这段经历中，1985年时候的很多人如李明山、王三爷儿子王永华、肖王氏（肖利云的奶奶）、赵兴珍以及前丰的王远忠等（有的有签字证明材料），现在这些人已作古，但是后人听说过，也知道我是掉队的红军。]

    解放后剿匪经历（1949—1952）

    1949年十二月，由红军战友、地下党员宋加通同志在土城通知我和邓有春、张玉林等红军战友去土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土城区大队，我在大队四班当副班长，在土城等地剿匪。1951年元月份，元厚区成立区队，我调到元厚区小队任第三班班长，1951年2月元厚区小队改为公安队。在元厚工作都是剿匪，公安队撤销，我又调到赤水县警卫营第二连六班任班长，7月份被分到元厚区任武装干部，负责组织民兵，清匪反霸和土改工作。1952年12月份实行义务兵役制，去遵义开会回来后我决定专业（因为我的眼睛在1950年期间剿匪田边作战时候，子弹打的泥浆溅起射向我眼睛，致使我眼睛坏了，行动不方便。）。

    转业时候由赤水县组织部分配工作（转业时按照红军和干部补助标准补助，在遵义参加会议时候办理转业手续，其得到补助：布3.2丈、粮食2000斤，并在高台村有三亩地，柴山等。战士只发布1.5丈，粮食几百斤。成立合作社田被收回，由民政每年发180元生活补助。），我没有文化（先分到盐业社，但是我说看不懂文件，又要我去供销社，我说不懂做生意，我说我是下力的，所以就到搬运社。）就被分配到元厚搬运工会当领导，1952年初，赤水县民政部门到江西省南城县区调查过我的家庭和参加红军的情况，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大哥、大姐还在。以前我到贵州赤水县猿猴场隐居时改名为黄海全，调查后我才改回我原来参加红军的姓名吴老俚，我们还互寄了家人的照片，通信联系，后来我还在遵义参加过留落下来的红军会议。

    转业后工作和诉求落实红军身份经历（1952年—退休）

    我转业到元厚搬运工会后，先是脱产干部，1956年由于自己没有文化，又是外省人，心口直快，对看不惯的就提意见，在改成元厚运输社的时候打击排拆我，让我去当搬运工人，1957年我向元厚运输社写大字报，某些人借右倾之机攻击我，说我是“假红军”， 随即180元红军补助停发，并使我各方面受影响，百般刁难我不能入党，随即我要求上级有关领导进一步调查核实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经过调查证实我是红军，但是没有文件证明，1958年调我到砖厂任厂长，我于1959年2月4日参加了赤水县民政部门召开的红军会议（有照片佐证）。1959年说我是资产阶级抄了我的家，没收了有价值的东西，吊起打，削我“地古牛”，让我昏死几次，是我儿子吴开庭黑夜跑去叫我红军战友何木林（土城盐酒店工作，病逝。）张玉林（元厚米粮农村）以及郭区长前来批评阻止当时的人，何木林说：要是我有枪就把你打死，吴老俚是外省人，从参加红军出发，千里来到这里不说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对待怎么了得，他是跟着毛主席走来的，你们这样对待，我要告你们到中央”，这样才没有使我继续被折磨逃过一劫，最后当事人跪在我的面前认错。

    1961年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砖厂停办，又被弄回运输社当工人。1966年9月赤水县以老红军的名誉请我到县红卫兵接待站，1967年2月当时的造反派说我是假红军，被弄来斗争，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再次向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赤水军管会、赤水县革委、公安局、武装部要求调查红军问题，他们经过证实我是红军，但是就是没有正式文件证明。1969年我搬运木材去湖北公安县，随即去从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离家后第一次回生我养我的老家江西南城。去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病故，大哥吴谢汝及嫂子和侄儿都在江西省南城万坊公社住。

    1970年遵义地区组织民兵师参加修建湘黔铁路，领导考虑我是老红军，以老红军的名誉到赤水民兵团元厚连当连长。我现保存有我生病时民兵团介绍我是老红军去贵阳医学院看病的证件，可我还是元厚运输社工人，后来领导要我带领民兵修电站。

    1975年纪念红军长征四十五周年，武汉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陈昌奉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重走长征路”。当时陈司令员走访了伤病留落下来的红军，到元厚专门走访了我，一起与陈昌奉照相（摄像为赤水人郭首先，因为照片遗失，后来有郭首先亲笔证明。），并和他说起参加红军的情况，他在赤水作报告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元厚碰到了战友吴老俚。

    1986年因我年老多病退休，运输社是集体单位，每月20元退休费都每月保障。我从解放以来积极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多次被选为镇、区、县人大代表，长期担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接待过很多记者解说参加红军历史经过，并经常为学校下一代学生讲红军的光荣的历史事迹。

    1985年我趁中央军事博物馆馆长贾植到赤水时候写一个报告并亲自去找领导要求调查落实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问题，1986年恢复了我干部待遇。

    其子吴开庭代为诉求经历

    我父亲于1986年退休，1987年瘫痪，我去照顾的时候翻看退休证才发觉仅按1949年参加解放军算起，二十级干部退休处理，对于我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浴血奋战的年月只承认历史，但是不得落实，我在元厚区的时候，一直以为我父亲红军身份已经解决。确实没有解决后，我才又写资料，并向有关组织寄出。在整理的资料中，由于父亲年老多病，所说的事情有些无法连贯，因此，我去老家（江西南城）老家了解了当时父亲离家出走去当红军的整个情况，并找有关组织盖章和知晓人员签字。我在工作中工伤，养病，以为元厚区委调查后承认有1933年到1935年是红军身份就解决了。我父亲于元厚1990年病逝，当时元厚区委召开追悼会并按照红军仪式进行安葬，所写挽联、碑文都是由政府起草雕刻（照片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