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洪学智同志诞辰100周年。 80多年前，洪学智同志从大别山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

    20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群众基础较好的大别山地区，连续发生了立夏节暴动、六霍暴动、请水寨暴动等重要农民暴动，掀起了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斗争的热潮。当时年仅15岁的少年洪学智，毅然投身于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大别山腹地金寨县双河区。由于母亲、父亲先后病故，生活困难，13岁的洪学智即被迫辍学，当了学徒。1927年，他进入共产党员余海若创办的小学读书。在余海若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1929年5月，洪学智参加了党领导的立夏节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洪学智同志参加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并在战斗中迅速成长。1932年初的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一场重大战役，也是令洪学智难忘的一次战役。他所在的重机枪连两任连长在战斗中先后牺牲，他被任命为第三任连长。他带领战士们舍生忘死，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洪学智在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指挥能力。战役结束前的一天，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打在肺叶上，伤势严重，被送往麻埠红军医院治疗。洪学智带领的重机枪连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连党支部被评为红四方面军的三个模范党支部之一。

    1932年10月，洪学智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进行西征，于12月进入川北。在这里，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革命斗争熔炉的锻炼，洪学智迅速成长起来，先后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斗争，参加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他，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战斗中，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因组织宣传、扩军支前和战场动员工作成绩突出，受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表彰。1934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洪学智作了专题政治报告。会后，他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洪学智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大部队行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总部把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管理一个补充师，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年仅22岁的洪学智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指示，为长征经过此地的中央红军的中央纵队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接到任务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他连夜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翻山越涧，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为中央纵队送去。同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紧紧握住洪学智的手说：“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

    1936年8月，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红军到达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学习。

    1940年11月，洪学智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 1941年10月，任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领导盐阜军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特令表彰。1942年12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师长兼政治委员指挥了夏季攻势作战和苏北反顽斗争，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苏北我军转入反攻，他参与指挥了解放阜宁、车桥、淮阴、淮安的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与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部挺进东北，执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先后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参加了攻打通辽、中长路阻击战、四平保卫战等战役战斗。随后，他率部参加了1947年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受到毛泽东的来电嘉奖。

    1948年11月，洪学智率部参加平津战役，为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平津战役后，洪学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军长，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作战、湘赣战役、广东战役，解放了大片国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洪学智同志任中南军区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调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的洪学智，不遑宁处，匆匆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

    1950年10月，洪学智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分工负责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洪学智等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进行了5次战役，一直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北纬三八线以南，震惊了世界。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没有任何海空军的掩护，而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制海权，敌人每次发动进攻前都实施侦察和狂轰滥炸。因此，确保志愿军司令部、确保彭德怀司令员的安全成为关系朝鲜战争大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党中央十分关切的问题。中央多次指示要注意防空，保卫司令部和彭德怀的安全。分管司令部安全工作的洪学智，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一天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指挥部上空转了一圈，傍晚时分又来侦察一次。敌人的活动引起了洪学智的警觉。他凭经验判断，敌机第二天就会前来轰炸。次日一早，洪学智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连推带拉，把他拉了出来。不久，敌机果然前来轰炸，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住处的屋顶上。

    此后，志愿军司令部每迁移一处，洪学智都立即布置防空和保卫工作，并在第五次战役前，再一次以自己高度的细心和机警，保证了彭德怀和邓华等同志的生命安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供应工作非常重要。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后勤运输极为困难，尤其是跟进保障能力低，团以下单位的战斗、生活物资均靠步兵携带，且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非战斗减员严重，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彭德怀把这副重担放到洪学智的肩上，并对洪学智说：“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前方后方都要打赢！ ”从此，洪学智和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洪学智指挥志愿军后勤人员和部队指战员，不顾风雪严寒和敌机的狂轰滥炸，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保障前线部队作战需要。在抗美援朝这场当时被称为“打钢铁”、“打后勤”的现代化战争中，弹药消耗极大，有时一个团作战，需要两个团负责运输作战物资；有时运输部队一个排四五十人把物资送上去，只能剩两三个人回来。洪学智本人也无数次遭遇敌机轰炸、洪水冲袭、车滑人摔等危险。但是在他的精心谋划和周密安排下，志愿军后勤指战员用智慧和勇敢、鲜血和生命，源源不断把物资运送到前方。

    1951年4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洪学智奉命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志愿军后勤供应情况，并于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在向周恩来汇报时，洪学智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战争不仅在前方打，也在后方打。后方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前方战争的规模和胜负，我们只有打赢了后方战争，才能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增派防空、通信、铁道、工兵等诸多兵种部队。而且需要成立后勤司令部，统一指挥后方诸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斗。 ”周恩来听后，给予充分肯定。不久，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司令员。

    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 “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企图把我军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段时间，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炸弹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企图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发明了 “片面运输”、“顶牛过江”、“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把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苏联组织专家来华专门了解和学习志愿军铁道兵的经验，对于“顶牛过江”等发明倍加赞赏。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总部的领导调换过多次，唯独洪学智始终兼任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他领导的后勤部队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夺取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积累的一系列现代化战争后勤保障经验，也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彭德怀曾公开说过：“如果真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前面应该是洪学智同志……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洪学智两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枚一级国旗勋章。

    三

    1954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

    1956年，洪学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当时我军现代化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经费保障，但是国家用于军队建设的经费十分有限，所以洪学智要求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军队后勤部门“必须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地来安排，来考虑和处理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受彭德怀冤案株连。 1960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 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洪学智同志任中央军委委员，9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带领军工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恢复生产秩序。他严抓武器生产质量关，保证了部队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武器装备供应。他在狠抓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研制的同时，大力推进民用产品开发生产，使军工企业走上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正确发展道路，为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0年1月，洪学智同志再次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清除“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后勤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妥善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使全军后勤工作很快步入正常建设轨道。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军队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的工作思路。他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成为全军后勤指战员做好新时期后勤工作的行动准则。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困难情况下，科学合理地确定军费投向投量，保证了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需要。他积极稳妥地推进后勤改革，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保障体制，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供应管理体系。他倡导“勤俭建军、艰苦奋斗”的方针，大搞农副业生产，弥补军费不足。积极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亲自组织领导进行边海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受到中央军委多次赞扬，在全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洪学智曾经指出：“军队搞生产创造了财富，不仅有利于保障部队生活供应，而且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和市场压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生产劳动，还可以锻炼部队，加强战备。 ”中央军委在1982年和1983年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洪学智在会上总结了全军农副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提出农副业生产要向产量高、收益大、用兵少的更高水平进军。新时期我军在保证训练和战备的情况下，农副业生产收益显著增加，在弥补国防经费不足，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改善官兵生活，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12月，洪学智根据干部战士营养需要和部队农副业生产情况，提出了“斤半加四两”的要求，即“实现每人每天吃到1斤半蔬菜、1两肉、1两禽蛋、1两豆制品、1两动植物油”。通过对农副业生产的改革，经过全军官兵的共同努力，1987年全军大多数连队达到了 “斤半加四两”的要求，明显提高了部队的生活水准。

    1987年洪学智再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8年被再次授予上将军衔。 1990年，他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为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投身革命远离家乡后，洪学智同志一直思念着故乡的山山水水，思念着长眠在故土的战友和亲人，思念和关心着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家乡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夏，从朝鲜战场刚刚归来的洪学智利用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机，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家乡领导为了保证安全，建议食宿一律安排在区委机关内，并抽调警备大队负责保卫工作，谁知洪学智轻车简从,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回来。他拒绝了县委的安排，风趣地说：“我这次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如果食宿都不在自己家里，那还叫什么探亲呢?探亲嘛，就是要住到家里去。 ”最后他住在堂弟洪学成家里。这次回乡，洪学智共住了20多天，休假期满，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

    到北京工作后，他一直把家乡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中。他知道家乡解放以后，大多数人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经济基础很薄弱，交通闭塞，农民收入很低，有的地方还有些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地甲病。他把家乡的情况多次向中央和有关部委反映，并亲自落实有关具体事务，想方设法为家乡人民解决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