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是农业。谭启龙同志首先把调整和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作为首要目标。在生产管理体制上,继1959年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下放至生产队(原高级社)之后,1961年经过全面调查研究,他率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随之全部下放至生产小队；在生活管理体制上,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原主,解散公共食堂,实行按工分分配,同时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谭启龙还着重在纠正大计划和高产风方面进行了努力。他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多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强调一定要摸清真实情况,把虚假的数字指标降下来；打破原来高产指标的框框,实事求是地核定粮食产量,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自然条件制定计划。为加强农业,减轻供养负担,谭启龙还领导进行了精简非农业人口工作,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这些措施,有力纠正和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农业生产力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在工业调整方面,谭启龙同志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一是把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二是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缩小基建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合理调整布局,改善内部结构,减少浪费亏损,精简职工；三是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行扭亏增盈。1963年以后,工业调整的重点转向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填平补齐等措施,完成了城市工业调整任务,使之有了较快发展。

    在谭启龙同志的领导下,商业和财贸战线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围绕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了改善经营管理活动,先后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改进了购销工作,整顿了集市贸易,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稳定了物价,使全省城乡初步呈现出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的可喜景象。

    1963年以后,农业领域继续调整,谭启龙同志将重点转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行南稻北移、南茶北移、南竹北移、植树造林等,使山东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到1965年,山东粮食产量达到266.4亿斤,比1962年增长5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集体经济和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社员人均收入达到45元,比1962年提高27.1%。

    谭启龙同志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多年深入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设想,根据山区、丘陵、平原、涝洼、沙丘、沿海等不同地区的特点,先后总结了一批成功的典型经验,进行插标布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并有计划地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在治山治水、改造自然运动中,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树立了厉家寨、下丁家、南郭大队等一批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兴建了大批骨干工程,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谭启龙同志注重实际,反对说空话,搞形式主义。他说:“为人民服务是个大题目,要具体化。”1965年春,为最后确定全年农业生产计划,围绕努力搞好农业生产、促进和发展农村各项建设、不断改善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主题,谭启龙赴昌潍、烟台两地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期间陆续提出了“吃、穿、住、用、行、学、医、文”八个方面的问题,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目标,成为全省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这个“八字方针”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加赞赏。

    谭启龙同志主张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秋,山东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第一阶段,谭启龙强调社教运动应坚持四个原则,即: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检查,不追不逼的方针,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社教、生产两不误；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干部参加劳动,健全财务、生产、劳动、管理等各项制度；坚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干部,检查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由于坚持了正确原则,这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纠正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打击了贪污盗窃活动,刹住了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但却被批评为“不得其要,没有抓住重点”,致使运动第二阶段出现过“左”倾向,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

    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军队建设。在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凡是军区的重要会议,他都积极参加,并很重视军队同志的意见。他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为军队建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谭启龙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无论在态度、工作,还是措施上,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青岛发生学生揪斗青岛市领导人并与工人冲突的事件,谭启龙两次去青岛,做了大量的工作,暂时缓和了局势。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启龙据实直言“大串连”严重冲击了工农业生产,提出了限制地区之间的串连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建议。然而到年底已“炮轰”、“揪斗”成风,省委瘫痪,谭启龙遭到了造反派残酷的迫害。“二三夺权”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被送到北京保护起来。但王效禹一伙将他骗回济南,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肉体、精神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在漫长苦难的日子里,谭启龙始终表现出高贵的共产党人的气节。他据理力争,悲愤之极时竟将挂在脖子上的牌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以示抗议。这招致了更加残忍的折磨,以致被打成重伤,长期趴在床上呕吐。残酷的折磨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谭启龙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群众,坚持决不低头、决不丧失原则、决不诿过推脱、决不伤及同志的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1969年4月,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谭启龙继续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终得解脱。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锻炼,1970年3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谭启龙同志与齐鲁大地和山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经中央批准,他选择了回山东定居。他说:“我在山东战斗、工作了19年,我热爱山东,山东的老百姓好。”定居山东后,他坚持学习,关心全国尤其是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党中央、中顾委和山东省委写出调查报告,就经济发展、农村问题及三峡工程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力所能及地承担起山东关心下一代和残疾人事业等社会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谭启龙同志是一个孤儿、放牛娃、红小鬼出身的党的领导干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政治敏锐、党性强、觉悟高,坚持原则、顾大局、讲团结；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工作严谨,处事稳重,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谭启龙同志在一生的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激励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道路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