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盛夏。

　　八月七日中午，我随全国妇联主席罗琼和董边等领导和同志共五人，来到中南海的西花厅，等待邓颖超同志的接见。

　　这是一次与邓大姐零距离的接触，每个人都比以往更为激动和兴奋。

　　我们一行提前到达西花厅，邓大姐正在午休，秘书赵炜同志安排我们先在外院参观一下。我们先到高台阶上挂着“西花厅”匾额的大会议室门外，隔窗观望。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平时接待国内外重要宾客的场所，庄严而肃穆，里边的摆设虽不华丽，但是却显示出大国总理和领导人的气度和风范。

　　院子里栽满了花草、树木，特别是那几棵亭亭玉立的海棠树，正芬芳吐艳，粉红色的花朵和含苞欲放的花蕾，用绽开的笑脸迎接着我们。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最喜爱的树和花，我仔细地端详，那树枝和花朵真的不同于桃树、梨树等其他的树和花，那些树木多数较低矮，枝叶向四周伸展。而海棠树则枝叶挺拔，每个枝头都是向天空伸展的，那些如孩童笑脸般的粉红色的花瓣，也都是一朵朵向上昂着头的，有一种高贵而又雅致的气质。我想，总理和邓大姐如此喜爱这海棠花树，也许正是因为它的非凡脱俗的魅力所致吧！是了，这正是我笔下曾经写过的日内瓦会议时，邓大姐远隔重洋鸿雁传书中寄给总理的那几朵充满思念和祝福的花吧？我抚摸了这树，闻了闻清香的花，内心充溢着温暖。

　　我们沿着石子铺成的小径，观赏着这花园的一切，听赵炜同志讲着那些邓大姐和周总理休息时，在其间散步交谈的温馨故事，对西花厅和它的主人充满了遐想，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敬意。

　　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谁不知道“西花厅”这令人神往的地方呢？又有谁不对在这里住过的两位伟人满怀敬仰与挚爱呢？

　　当赵炜同志带我们来到内院邓大姐的居所时，我的心跳加快。走过一段短短的封闭式走廊，听到右手边的警卫室传送出舒缓的音乐声，我狂跳的心才平稳下来。尽管此前曾在有些场合见到过邓大姐，可那都是群体式的接见，心情自然不像今天紧张和激动。

　　进到客厅，一大间东西稍长、南北进深稍短的房子，很肃静。趁大姐还没从卧室出来，我好奇地打量着厅里的一切。东面的墙上，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画面里，周总理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沉静凝思，双目远望。那清瘦的容貌，炯炯有神的目光，让人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感觉这伟人他并未离去。

　　客厅里，没有豪华的摆设，一切都极其普通简单，但却整洁而有序。那套土黄色的卡其布沙发套，跟我们办公室里和居所里的没什么两样，我用手摸了摸沙发，扶手硬硬的，那沙发套下面，一定是那几十年样式未变的木质沙发，只是垫子软和一些。

　　在三人沙发和大茶几的两边，左右摆着两对供客人用茶的小茶几和椅子。靠近南窗的地方阳光很好，摆放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用了几十年的小餐桌，木制的，不很大，正适合他们夫妻二人边吃饭边交谈，想象中那一幕应是非常温馨的。那或许是两位老人家享受的短暂而宝贵的“家庭时刻”吧。

　　客厅里还有一台极普通的彩电。除去这些，就只有几件外国友人送的小工艺品，别致，充满着异国风情，倒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身临两位我一直崇敬的领袖人物的生活空间，我感觉这里有个强大的气场，令人心弦不由得紧缩，眼睛有些湿润，胸中五味杂陈，无以言状地特别想哭，当然，这样的场合，决不能让泪水滴落出来。我边看，边想，在内心里暗自追问:

　　难道这如此简单、简朴、近乎于简陋的居室，便是享誉世界的两位世纪伟人，数十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吗？

　　难道这曾经孕育了数不清的举国大事，蕴藏着多少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的住所，便是两位恩爱愈笃的革命伴侣的家吗？

　　难道古今中外，这世界上还能找得到如周恩来邓颖超这样，一生背负着民族使命，一世创造着革命业绩，一辈子以人民利益为重，并有着战友般弥久爱情的真正革命夫妻吗？

　　难道……我的思路戛然而止。

　　悄然间，客厅东头卧室的门开了。一位瘦瘦的阿姨扶着有着同样瘦小身躯的邓大姐，向我们缓缓走来。老人家一声细语:“对不住了，让你们久等啦！”霎时扫去了我内心的紧张。

　　邓大姐含笑同我们每个人握手，我看到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温暖。轮到跟我握手时，老人家上下打量我一下，拍了下我的肩膀说:“嗯，挺好，你的几篇文章我看过了，文笔不错。”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谢谢大姐鼓励。”使劲强忍着不叫泪水夺眶而出，握住大姐绵软的手，端详着她慈母一样的笑脸，真的心里很暖。

　　大姐所说的我那几篇文章，指的是1982年我写的关于周总理和邓大姐共同生活中的十个故事的《战友情深》，还有之后所写过的记述邓大姐母亲杨振德妈妈的《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等文。在一次邓大姐于人民大会堂接见妇女界的部分人士时，我也在其中，老人家曾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文章我看了，不错，这是头一次把我和恩来写成了人。”这简短的两句话，那时曾令我的心灵为之震颤，思绪连连……我猛然体味到，在伟大领袖们的内心深处，是多么地不情愿被人供奉于高高的“神坛”，他们是多么地渴望像普通人一样地恪守着那份平凡而纯真的情感和平淡却高洁的情操啊！

　　邓大姐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先请我们品尝德国友人送她的糖果，又请赵炜同志将西花厅院里结出的蜜桃分给我们，这是邓大姐为了我们到来，特别嘱咐专门把桃子留在树上，又为我们刚摘下的。我们吃着蜜桃，觉得很甜，边吃边听大姐拉着家常。

　　接着，邓大姐便跟我们郑重其事地谈起了此行接见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已做出决定，为纪念邓颖超投身革命七十周年而出版邓颖超传记和回忆录的事。

　　邓大姐轻声细语，充满深情地告诉我们:“中央的决定，你们都知道了。其实，我这个人一向是不赞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许许多多优秀的革命者，牺牲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许多人非常的年轻，他们没能看到今天的世界，就那么倒下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一生才是可歌可泣的！我们作为后来人，都是踏着他们的血迹走过来的。只有他们，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记住和纪念的人。”邓大姐说这些话，含满了深厚感情，对先行者的离去深切的悲情溢于言表。

　　她接着说:“是啊，历史应当记录他们。我们这些人能够一路奋斗到今天，也是为了完成先烈们的遗愿，使他们的鲜血不白白流淌，这才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和价值。我们今天能够有什么权利还为自己树碑立传呢？”她用诚挚的语气说:“中央提出要搞邓颖超传记什么的，实际上我内心是非常不愿意的。后来，组织上找我做了许多的思想工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怎样呢？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也只能服从。”

　　在座的妇联领导纷纷表示党中央决定多么正确和及时，邓大姐对大家表示:“好吧，既然要做这件事，就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所以，找你们来，就是想明确几个意思。大家都知道，人无完人，包括我们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也都是既有长处，又有不足的。我不赞成说，要为一个人立传，就光说他的功劳和优点，他那些缺点，一概不提，这是不客观不真实的，我认为有缺点才真实、可信。你们要是写我，就应当这样，既说优点，也说缺点才对。”

　　她语重心长，十分恳切地要求我们:“不论怎样去写，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这是第一位的。不要任意夸大功劳，随便添枝加叶。一些历史上的事情，年代久了，难免不那么清晰了，一定要找健在的知情的老同志去了解，去核实，务必做到准确无误，有根有据。写传记，可不是文学作品，决不能凭想象去发挥，一定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便是文艺的东西，史实也不能臆造。”

　　邓大姐还给我们具体举出了有的戏剧作品在演出中存在的将历史事件、功过是非张冠李戴的实例，嘱咐我们务必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我们牢记了邓大姐的谆谆嘱咐，记住了要把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作为我们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的铁定原则。

　　大约两小时的接见，让我们，特别让我这个当时尚还年轻的干部，受到深刻教育，深切感受到了邓颖超同志作为领袖人物的思想风范和革命者的情操。

　　邓大姐是严肃的，严格的，也是亲切的，平易温柔的。在我们步出走廊，到院里同大姐合影留念时，邓大姐忽然转过身来，向我和身边另一位女同志说:“知道你们的婚姻和家庭都发生了些曲折和问题，这没有关系。作一个女人，要自强自立，要学会坚强，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干好事业，也有能力教育好子女。挫折往往使人变得更加坚韧不拔。”老人家一直拉着我的手关爱动情地鼓励着——是赵炜同志把我的个人问题告诉了老人家，想不到她是这样地牵挂。为了这份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赵炜同志专门为我拍了几张与邓大姐的单独合影，我一直珍藏，并时常对着这些照片，回忆这个夏日带给我的鼓舞和幸福。

　　一年多时间里，我采访过几十位与邓大姐有交往的人士。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有蜚声中外的艺术家，还有许多普通人。在他们对往事的点点追忆中，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发自肺腑的动情描述，勾勒出邓大姐和周总理待人的真诚、热情和坦荡，我从一个个侧面和一件件小事感受到了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如何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这些老同志们既有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同志和战友，也有他们的同学和朋友。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无一不情不自禁地谈到，两位伟人对革命和人生的坚定、坚强、质朴、勤勉和谦虚，对待同志充满了关爱和诚挚。两位伟人身上的人格和道德的魅力都对他们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是的，只是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便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一次次地感动着，甚至陪着讲述者一起落泪，对邓大姐和周总理原本就有着的深深敬意更加深了许多，也更丰富了许多，也对我的后半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两个寒暑过去了，1989年的春天，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也是邓颖超同志投身革命70周年的日子里，在赵炜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由我担任主编，并代笔撰写部分文章的40万字的《邓颖超——一代伟大的女性》一书出版，由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志题写了书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撰写了前言。书一出版，受到了全国关注，并荣获了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我想，这书绝不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其中饱含着我所采访过的几十位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战斗和工作过的老革命家浓烈的革命情感，是邓颖超同志立下的“谋国家进步”而“立万国之上”的伟大理想、精神、情操和品格，在人民心中引发的巨大震撼，而发出的回声。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妇女领袖的邓颖超，她一生中的每个阶段——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邓颖超有一段苦难的童年，但她有一位自强不息，具有进步思想的母亲杨振德，教会了她从小同被压迫的命运作斗争。邓颖超做过童工，读过大量进步书籍，母亲言传身教，使她学会了怎样做人；少年和青年时期，邓颖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15岁成为天津学界的活跃分子，当过演讲队长、学运骨干，游行、罢课、抵制日货、与警察格斗、营救被捕的同学；在20名学生骨干为首组织的“觉悟社”里，邓颖超是年龄最小的社员，在周恩来当主编的《觉悟》刊物的第一期上，邓颖超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的署名文章。当周恩来等远渡重洋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去勤工俭学寻求拯救国家的真理之时，邓颖超走向了社会，在提倡开放女禁的时代，她成为了北师大附小的第一名女教员，以传播文化和进步思想为己任。

　　邓颖超的青年和中年时代，革命的勇气更加势不可挡，步伐更加坚定。

　　1925年她同周恩来结成革命夫妻后，他们比翼双飞，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邓颖超跟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李富春等许多同志留在城市，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进行了五年隐蔽的地下斗争。在她怀孕待产，同母亲一起住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医院时，遭到敌人的搜捕，由于朋友的掩护才平安转移到上海，但是兵荒马乱的风雨时局，使她在困境中失去了宝贵的婴儿。她说:“只要我活着，就要坚持斗争下去。”在白色恐怖下，邓颖超和周恩来以主妇和商人身份掩护进行革命，数次搬家，党的经费困难，他们生活贫苦，更没有像样的家。但他们机敏并愉快地工作，摸索出一套地下工作的经验，建立党组织和秘密交通网及印刷机关，出版斗争刊物。

　　当1931年上海党内出了叛徒顾顺章之时，邓颖超同周恩来正住在这个叛徒家里，情急之下，周恩来一面镇定安排其他常委和同志安全转移，一面派邓颖超陪这个叛徒的妻子转移到一个外国人的旅馆，避免了当顾的妻子得知丈夫已叛变消息后，会继其丈夫而出卖党的秘密，从而化险为夷，化解了我党的一次大灾难。

　　在1934年10月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身患严重肺结核的邓颖超，时常因得不到药品而大量吐血，但她在行军时坐担架或骑马坚持着。在江西出发长征的10万人中，其中只有30名妇女，邓颖超在重病中随行，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她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七天七夜，没吃过一粒米，身体最后病弱得连马也骑不上去。当蔡畅同志看到她时，忍不住哭了，邓颖超说:“自己那时已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凭着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邓颖超最终同中央红军一道，到达了陕北。时隔四年之后的1939年，治疗了两年肺结核痊愈的邓颖超，又被党分派到国统区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三年时间，办事处的同志们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蒋介石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重庆办事处的环境更加紧张险恶，敌人几乎把八路军办事处变成了囚禁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共产党人的“集中营”。

　　在艰苦的抗战中，邓颖超在武汉建立妇女和儿童工作的统一战线。请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爱国进步妇女代表，基督教女青年会等一些知名人士和社团参加，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挽救了很多家破人亡的儿童到后方，这些孩子中很多都成为战后国家建设的栋梁。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又投入了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七人代表团中，邓颖超作为唯一的女代表，参加了1946年1月10日于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她在长期革命斗争年代，配合周恩来的工作，在统战工作中结交了各界朋友，默默地做了许多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成为许多党内外人士的知心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