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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中国红色网群采访团来到习水良村镇吼滩村吼滩坝进行现场采访和调查时，在吼滩村委负责人的带领下，找到了当年目睹红军两次经过吼滩并在吼滩宿营情况的88岁老支书赵级田老人。这位老人曾今当过15年村支书，目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他说：“1935年腊月十九，红军从空壳树上边（东面）下来，过了三天三夜，当晚，满坝都住得是红军。在水井湾住的红军有无线电台，有电话，还牵起电线，用柴油机发电，说的话听得很清楚，说明天有仗打。第二年正月十九，红军从七碗架方向返回来，又在吼滩住了一晚，住在张家田赵子成家的红军架起电线，有无线电台。其中有两个高个子，一个骑一匹灰马，一个骑一匹枣红马，都很高大，刚一到，警卫员就用门板为他们铺铺。当时他们安排在吼滩街上麟阁头贴了好几张布告，但我当时不识字，不晓得内容。”

中国红色网群采访团记者在习水县吼滩村向当地农民采访当年红军几次路过这里的情况。（熊洪潘摄）

    吼滩，现在是习水县良村镇一个村 ，是一个山间坝子，方圆几平方公里，住着六七千人，是黔北地区有名的产粮区，历来比较富庶。红军在吼滩发布文告，安抚群众，宣传革命，十分有利。具考证，当年红军在习水吼滩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这个布告解放后还在。习水摄影家、文物工作者熊洪潘同志回忆，他曾今收集了红军在吼滩张贴的布告，还拍摄有照片，一直珍藏着，现可以找出来展示给世人。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材料，其中第一次使用红军长征称谓。

    查遍了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有这样一些记载：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对长征作的精辟的总结。他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 长征》中，气势磅薄地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描绘：“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军事科学院文献的说法是这样：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红军“长征”称谓在何时何地提出，却鲜为人知。长征前的说法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战略转”。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