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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传承经典 赓续血脉——高柳镇许王村“围子里”红色历史展览馆解说词(组图)
2021-11-24 10:34:21
作者:樊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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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行及四边流通辅币印钞厂遗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走进许王村秘密印钞厂,红色记忆的闸门瞬时打开,一段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再现眼前……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代替银元、铜元,各省也都先后发行了“地方流通券”作为“法币”的辅币在地方流通。山东国民党政府官僚们为了弥补自身财力的不足,中饱私囊,成立了山东省的地方银行——山东民生银行,发行了“民生票”。由于“法币”发行主要是元以上的大额票,市场上又发生了小辅币短缺现象。当时金融呆滞,各种纸币纷纷出笼,连一些县、镇的商会、大小商号都可以出“钱贴子”,代替货币流通,各种各样的“票子”,造成了货币市场的极度混乱。抗战开始后,沈鸿烈继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为了印造钱钞方便,他将印钞机搬进了他的部下--投敌叛国的伪山东中部民团司令陈三坎的驻地,私自印发“民生票”。1940年秋,日伪又将印“民生票”的全部器材运到济南,随意印发。在货币上日、伪、顽同流合污,在全省各地发行的各种票券达27种之多,他们用来向群众强购棉花、粮食等物资,不择手段地向群众榨取财物,而群众再用这些票子买他们的东西则买不出来,要求兑换又不允许,实际上成了废纸,使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日寇占领华北后,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妄图以此取代“法币”,并利用“法币”套取“法币”作为外汇,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他们先后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设立了伪联银行机构,伪联迅速在沦陷区普及,并侵入我抗日根据地。在货币金融方面,我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与多角斗争之中。在此情况下,我抗日根据地曾一度采取了坚决保护“法币”,严禁使用伪币,对敌展开了货币战。

    1940年,北海银行清河支行曾在许王村和高家村分别设立秘密印钞厂,印制发行北海银行钞票和“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简称“四边币”)。货币面值分一角、二角、五角三种,在益北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流通,也可兑换其他货币。该货币的发行为益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粉碎日伪军经济封锁、方便人民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3年,该印钞厂迁至河北省田家庄。

    北海银行及四边流通辅币印钞厂遗址作为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记录着光辉的革命史迹,凝聚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这里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北海银行印钞厂的前世今生”:

    1938年成立于掖县(今莱州)的北海银行,为啥会在四百多里之外的临淄区徐家圈村和青州市高柳镇许王村、高家村分别设立秘密印钞厂,印制发行北海银行钞票和“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简称“四边币”)呢?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并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我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团,回答大家的这个疑问。

    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驻守清河一带的日军,只好龟缩在胶济铁路沿线的村镇和城市里。因此小清河以南,胶济铁路以北的邹平、长山、桓台、益都、临淄、寿光等十几个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清河地区的经济斗争形势,异常复杂艰难。特别是胶济铁路沿线和被日伪军占领的城市、村镇,伪币疯行、土杂钞票泛滥,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币值急剧下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物价上涨惊人,使清河地区民众深受其害。当时,益北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富人推着一洋车“法币”去粮店买面粉,粮店老板都不用数,直接上称来称。把面粉都给人家了,才忽然发现还差几斤“法币”呢。赶紧又把那个富人追了回来。大家想一想,一车钱都换不来一袋子面粉,一百元“法币”只能买几粒米,那个时候的钱是多嘛不值钱吧。

    先是在部队设立秘密印钞厂,印制发行北海银行钞票和“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简称“四边币”)。1938年11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为了筹集军费,十团决定在临淄县徐家圈村成立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印钞厂。

    为什么要设在徐家圈村呢?原因有三:一是徐家圈地理位置险要偏僻,易于隐蔽。临淄的母亲河淄河,沿齐城东墙北上,有一个半圆弧形的大转弯,鬼斧神工地圈出了一方土地。此地南、东、北三面皆由淄河环绕,形若圈状,这就是徐家圈村。村地下为黄土层,土质紧密,结构坚实,不易坍塌,村内原有一条高1.5米,宽2米的地道,基本完好。三面环水,较为封闭,易控制,好护卫;二是石印股长徐效礼是徐家圈人,在八路军十团曾做过文印、宣传等工作,中共党员。后担任十团印刷局石印股股长,精通印刷技术,经常回家也不被怀疑;三是群众基础好。徐家圈村有共产党员28名,参加八路军的有44人之多。

    印钞厂就设在徐效礼家菜园子内一口水井的地洞里,通过秘密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地下印刷所建成竣工。地下印刷所的印刷车间,位于村地下10米深处,长7米,宽4米,高3米,顶呈拱形,车间一边建有长6米,宽3米,高2.5米的休息室。印刷所地洞向南向北20米各有一个井口。三个水井用地道连通便于撤退,而水井上面打水的辘轳叉子用于做掩护,洞口隐蔽,便于疏散。印刷的钞票称为“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由徐效礼和同期参加临淄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的白兔丘村人高增利组织,利用夜间秘密工作。

    “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印好后,很快进入了市场。1939年时,在临淄地区周边的十余县域内广为流通,对巩固抗日根据地,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3月,时任八路军侦查连长的徐效礼奉命到“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初,印钞厂从徐效礼家秘密运至淄河南岸的许家庄(现在旧址保存完好,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改为北海银行印钞厂,印制北海银行货币。

    1941年春,由于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临淄抗日形势恶化,印刷所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形势下,1941年4月,清河区行政公署命令清河分行将印刷所的机器、材料和印好的钞票,迅速转移撤走。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4月印刷所迁走,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徐家圈地下印刷所共印制票额(本位币)一千万元左右,“四边币”60万元左右,流通区域为整个清河根据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后来是在地方设立秘密印钞厂,印制发行北海银行钞票和“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简称“四边币”)。1939年下半年,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为了把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解决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质急需,按照上级的指示,委托益都(今青州)县城私人经营的“益济印刷局”秘密印刷了“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货币面值分一角、二角、五角三种。在益北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流通,也可兑换其他货币。该货币的发行为益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粉碎日伪军经济封锁、方便人民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截止1940年6月,共印制、发行“四边币”10万元。是年6月,由北海银行接办,续制、发行“四边币”40万元(票券背面印有“清河续印”四字),续印的票券均是五角面值。由于环境险恶,钞票的发行极其秘密。四边县委委托信誉好,且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来往的私营工商业者代为发行。为了安全,受委托的商行在辅币上加盖自己商号的印章。北海银行为确保流通辅币的信用,规定以银园为计算单位,十角辅币兑换银园一枚,并以粮食和各类经济作物及税收作担保,信用可靠,得以广泛流通。由于其良好的信誉,为清河支行建立后的货币发行打下了基础。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高涨,运用这种方式发行货币,越来越不适应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清河特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经与北海银行接洽,于1940年6月1日在寿光县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北海银行清河分行。行长由清河专员公署财政处王泽民兼任。建立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刷厂的工作,由清河专员公署财政处审计员商质卿具体负责。因时逢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日伪合流,相互勾结,“扫荡”、蚕食和封锁了抗日根据地。为方便北海币发行,必须选择一个党组织坚强,群众基础好,地处隐蔽的地方,建立印钞厂。

    经清河特委和专区研究,认为“围子里”既是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驻地,又是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办公常驻地,还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护卫,许王村和高家村群众基础好,抗日救国会、自卫团、农会、妇女会、民兵、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都建立齐全,有中共党员50余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过“围子里”三村人民的艰苦奋斗,在半年的时间里“围子里”就挖成了户户相通,四通八达,功能齐全,能藏,能打,能进,能退的地下长城,所以此两村最为适宜建立印钞厂。

    可惜的是当年印钞厂处在保密状态,又是设立在地下,现在的老年人又没有印钞厂的成员,史料上只是留下许王村和高家村建有北海银行钞票和“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印钞厂,以及1943年,该印钞厂迁至河北省田家庄的信息。

    当时的地下印钞厂有十几个人,印刷的钞票称为“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面值分一角、二角、五角三种。但正式发行后,由于其币值稳定,信用卓著的特点,使得流通区域不断扩大。在当时的清河地区,东至广饶、寿光,西至邹平、长山,南至益都、临淄,北至博兴、利津等县的市场上都占绝对优势。对巩固益北抗日根据地,从经济上战胜敌人,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被广大群众称为“咱们的票子”。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历经革命战争的考验、洗礼,留下了一串串光辉足迹。1938年成立于掖县(今莱州)的北海银行曾是共产党人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发行钞票、筹集资金的最早金融机构,从诞生、发展到鼎盛时期,最后完成其历史使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3月8日中共掖县(今山东莱州市)县委举行了武装起义,在总指挥郑耀南(1908--1946年,山东掖县人)的率领下,攻克了掖县县城,枪毙了汉奸县长刘子容,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了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财经委员会。为了安定市场秩序,扭转金融混乱局面,加强军政建设,抵制日伪货币,拟4月筹建北海银行,由郑耀南委托原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张玉田(山东掖县人)负责筹建工作。初期的北海银行是公私合营性质。8月初发行了掖县版的北海银行币,票面上的“北海银行”四字为原青岛中鲁银行职员邢松岩所书,发行的壹角、贰角以掖城火神阁为主景,伍角以掖城鼓楼为主景,壹元以掖县抗日民主政府院为主景,四种票面的右下角签有“振元”二字,说明这四种纸币是掖县人邓振元设计绘制的,掖县版北海银行币在青岛光华制版社制版后,由掖县同裕堂印刷局用道林纸石印。这是最早的一批北海银行币,因其发行量少、流通范围小及流通时间短,实物得以流传至今的极少,因此所有加盖“掖县”的北海银行币均较珍罕。8月15日在黄县成立了以蓬莱、掖县、黄县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曹漫之(1913---1991年,山东荣成人)任专员。随后北海银行总行设在掖县,蓬莱、黄县各设办事处,张玉田为总行经理,陈文其为总行副经理兼黄县办事处主任,这一时期的北海银行币仍用“掖县版”票券,但在印刷颜色及号码加盖上作了改变,且没有加盖“掖县”地名,便于在“北海公署”所辖的三县范围内流通。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城内举行了规模隆重的开业仪式,银行开业不久,日伪武装大举进攻掖县,1939年1月16日掖县失陷。张玉田率北海银行职员仓促转移至黄县,黄县失陷后又向蓬莱转移,在蓬莱的北沟张玉田投靠驻在莱阳境内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第三旅旅长赵保原(1904--1946年,字玉泉,山东蓬莱人),同时他将职员疏散。北海银行暂时停业,其初期活动随之告一段落。4月中共中央批评山东,取消了“北海公署”及北海银行,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有关方针与政策。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胶东区党委克服了重重困难,于8月在胶东区莱阳、招远交界处的张格庄(今山东莱西市)恢复北海银行建制,任命陈文其(1895---1988年,山东龙口人)为行长,9月在掖县成立东海地区印钞厂(即后来的胶东印钞二厂),开始印制发行胶东版北海银行币,仍用掖县版票券,改为加盖“胶东”地名,并且在号码、印章及刷色上作了变化。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掖县版壹元券分别加盖了“东海、南海、南、北”分区域流通。1940年6月1日在寿光成立了清河北海银行,发行了加盖“清、清河”的票券,同时在临淄县的徐家圈村和许家庄筹建清河印钞厂,1941年3月迁至博兴县,不久迁至广饶,1942年2月的“辛庄事件”(辛庄村长叛变,印钞厂全部人员被俘)后,清河印钞厂又在垦利县惠鲁村重建,在极为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陆续印制发行加盖“清河”的北海银行币。8月北海银行总行在鲁中地区的临沂县青驼寺(今山东沂南县)成立,由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财政处长艾楚南(1901---1987年,陕西米脂人)兼任行长,洒海秋(1904--1971年,山东泰安人)参与北海银行总行的创建工作,从1941年4月以后一直担任北海银行副行长。总行成立后即着手筹建印钞厂,于1941年春印钞厂在沂水县大梁峪村开工生产,首批印制了伍角高楼、壹元火车、伍元天坛等加盖“山东”的北海银行币。总行成立前后,清河北海银行改为北海银行清河分行,王有山(山东泰安人)任分行行长,继续发行加盖“清河”的北海银行币;胶东北海银行改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陈文其任分行行长。8月文登印刷所并入东海地区印钞厂,同年底改称胶东印钞二厂,但所印制的北海银行币还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1941年底在栖霞成立胶东印钞一厂,同时印制发行加盖“胶东”的北海银行币。□北海银行币的发行是在与敌伪及法币的斗争中进行的,较其它地区成功的是胶东区在1942年8月基本上建立了以北海银行币为本位币的统一货币市场。抗战胜利后,胶东印钞一厂、二厂及山东制版厂合并为胶东印钞厂,1948年初改称北海银行印钞三厂,发展成后来的济南第二印刷厂,印制胶版第一套人民币(较著名的红、蓝火车与大桥即其印制)。1941年7月冀鲁边分行成立,分行行长张耀曾(河北盐山县人),8月在乐陵县筹建冀鲁边印钞厂,1942年8月迁至河北的海兴县,陆续印制发行加盖“冀鲁边”的北海银行币。1941年7月滨海区成立办事处,王子芹任办事处主任,1942年2月在莒南筹建滨海印钞厂,9月滨海办事处改为滨海分行,王子芹(山东临淄人)任分行行长,陆续发行加盖“滨海”的北海银行币。鲁南区在1942年秋开始设办事处,耿荆山为办事处主任,不久办事处改为支行归滨海分行领导,1944年7月成立鲁南分行,分行行长耿荆山(山东金乡人),1946年1月任志明(陕西米脂人)调任分行行长,鲁南区初期不印制钞票,所发行的钞票是从滨海分行调来的。1944年冬在平邑县的天宝山区建立了鲁南印钞厂,开始印制发行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抗战胜利后鲁南分行由农村迁至滕县城,鲁南印钞厂印制钞票不到一年即与鲁中印钞厂合并,所有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均较珍罕。1943年初鲁中形式恶化,3月北海银行总行迁至滨海区,滨海分行并入总行,1943年4月总行迁出鲁中后成立鲁中分行,贾洪(山东泰安人)任分行行长,1944年夏鲁中行署副主任马馥塘兼任鲁中分行行长,1945年8月刘涤生继任分行行长,陆续发行加盖“鲁中”的北海银行币。1943年秋冀鲁边分行与清河分行在垦利县合并成立渤海分行,渤海行署财政处长王有山兼任分行行长,1944年底王子芹继任分行行长,冀鲁边印钞厂同时并入清河印钞厂,成立渤海印钞厂,印制发行“渤海”的北海银行币,因战事1944年春迁至沾化县,抗战胜利后迁至利津县城。这一时期总行发行的山东版北海银行币及各分行发行的北海银行币均仅限各区域流通使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是北海银行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印钞厂也得以发展壮大,主要工作也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北海银行总行又从滨海区迁回鲁中区,原鲁中分行并入总行,新成立的鲁中分行进驻博山,滨海分行改为直属分行。从1944年8月开始总行发行的山东版北海银行币由鲁中区扩大至鲁中区及鲁南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立,1945年8月开始北海银行币开始在山东不分区域等价流通。1946年底陈穆率华中银行及其印钞厂北撤山东,在中共华东局的统一领导下,华中银行与北海银行合并。1947年8月16日陈穆(1910---1996年,江苏南京人)接替艾楚南继任北海银行行长。1948年10月5日起山东的北海银行币与华北的冀南银行币、晋察冀边区币固定比价互相流通,11月16日又宣布北海银行币与华中银行币等价流通。这一时期的北海银行币均不加盖地名,便于山东以外的地区流通。1948年12月1日,为适应向全国进军和统一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但因工作的需要,北海银行继续营业,驻地迁址青州市云门山街道涝洼村,在青州市弥河镇西河村设立北海币印钞厂,印制、发行北海币1000元、2000元及本票10万元票券。北海币的发行,使我党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使根据地的物价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为全省北海币统一创造了条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月底开始回收北海银行币,2月初开始停止发行北海银行币,4月北海银行进驻济南,陈文其继任行长,至11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银行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自此,北海银行载在山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史页上,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革命英烈榜

    “围子里”三村广大群众受革命环境的影响,都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去,尤其是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抗日组织,有的为八路军跑情报(李佃元、李树梅),有的参军参战,英勇杀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抗战壮歌。“围子里”有数十位优秀儿女先后为国壮烈捐躯,仅正式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10名,他们是:刘世荣、李子端、李书春、李秀英、史云骥、史世华、史世安、史延温、史延良、史绪贵。他们是“围子里”人的骄傲和光荣,历史和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刘世荣 青州市许王村人,1922年2月生,1939年9月参加革命,生前任渤海区直属团三营干事,1946年牺牲于广饶县河村。
    李子端 青州市许王村人,1932年5月生,1940年9月参加革命,生前系四边县广二区区中队战士,1941年牺牲于广饶县大王镇菜园村。
    史世安 青州市史家村人,1922年7月生,1940年4月参加革命,生前系胶东五旅独立团战士,1940年牺牲于莱阳县徐家夼。
    史延良 青州市史家村人,1918年10月生,1940年6月参加革命,1942年2月入党。生前系益寿临广四边县寿五区武工队战士。1944年牺牲于广饶县。
    史延温 青州市史家村人,1916年9月生,1946年10月参加革命,生前系益寿县独立营战士,1947年12月,牺牲于青州市张裴村。
    史世华 青州市史家村人,1928年4月生,1943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入党,生前任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班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史云骥 青州市史家村人,1920年2月生,1942年5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二团二营四连副班长,1949年4月牺牲于江苏姜塔区大坝村。
    李书春 青州市许王村人,1921年4月生,1948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系渤海纵队战士,1948年11月牺牲于淮海战役。
    李秀英 青州市许王村人,南下军转干部,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时牺牲,
    史绪贵 青州市史家村人,解放后任无棣县税务局会计,1952年被国民党残匪杀害。

    在革命英烈榜面前,我们缅怀英烈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肩担民族大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击日寇、英勇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牢记英烈事迹,不忘日寇践踏祖国山河、杀戮同胞的悲痛历史;激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同心同德,知难而进,在奋斗新征程中,不忘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

    遥想八十多年前,“围子里”三村革命先辈为了益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益北地区并肩战斗,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铸造了“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舍生取义、坚贞不屈、无私奉献、携手斗争”的“围子里”革命斗争精神,不断激励着益北地区人民,特别是“围子里”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及和平建设年代携手合作,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不怕困难,奋勇前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种顽强斗志和革命精神,时刻提醒着广大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如今,我们的党继续带领“围子里”人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不仅使“围子里”成为全市乃至山东省赏景胜地,也促进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等旅游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据了解,下一步,“围子里”三村将再度携手合作,大力整合“围子里”丰富的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内涵丰富的“围子里”红色革命精神,全力打造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市)区域性的“围子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并充分利用“围子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这个教育平台,大力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吸引各级党员干部到“围子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围子里”红色革命精神,让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围子里”红色基因,为各项工作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凝聚磅礴力量,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使“围子里”红色革命精神得到代代相传,灼灼生辉,永放光芒。

    作为潍坊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成员、党史国史宣讲队副队长,青州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副团长,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批示精神,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基地教育功能,实现发展红色旅游同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目标,我将充分利用“清明节、建党日、建军日、国庆日”和党组织活动及学生主题教育日,向社会各界充分宣讲“围子里”抗战历史及军民抗战情怀,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不断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同时,根据党史国史及青州市本地史料,宣讲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卷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青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大变化,生动描绘青州人民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奋进新时代的壮志豪情,抒发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对党、对祖国、对家乡、对时代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情感,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接受爱党、爱国教育,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国家栋梁。

    参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530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308千字)樊光湘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3)《发展中的青州革命老区》(530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4)《青州市青少年党史教育》(350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5)《青州红色记忆》(600千字),樊光湘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作者:樊光湘,男,汉族,1962年3月生,山东省临朐县龙岗镇樊家庙村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红色作家、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专栏作者,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会员、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签约作家,潍坊市编史修志业务专家库成员,潍坊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成员、党史国史宣讲队副队长,青州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副团长,青州市党建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青州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青州市政协常委、主持中共青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青州市地方史志研究中心)工作、青州市政协常委、三级调研员。擅长散文、小说、民间文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及诗词创作,尤其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在近百家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资政报告类论文600多篇、新闻稿件6800余篇(约56000千字)。出版发行专著20多部,参写、参编著作、教材40多部,其中30余篇论文和18部著作在全国省市级社科类论文、论著评选中获奖,最高奖是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奖。于地方文化和编辑工作亦有颇多研究和建树,被誉为“红色作家”,被多家媒体称为社会科学家、史学研究专家、党史理论教育专家、党史专家、修志业务专家、著名作家、当代名人予以宣传报道。他的名字和业绩入选《鸢都之光》《中华当代优秀儿女》《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中。目前主要从事党史史志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随青州市群众路线教育宣讲团、青州市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青州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青州市党史教育宣讲团,先后在潍坊市委党校、青州市委党校、青州市机关党工委、青州市纪检委等5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教育活动。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以来,致力于为青少年宣讲党史国史、红色基因等方面的知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宣讲360多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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