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基本国情作了深刻地分析，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方法。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通过具体分析国情，指出中国经济的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分散落后的农业占90%，夺取政权后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论述表明：通过这一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选择的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我认为：在西柏坡时期，为历史转折的主题所决定，党中央、毛泽东的思考和一系列重大决策，体现了一种继新民主主义之往，开社会主义之来，“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为简明起见，可以把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概括为继往开来，走中国特色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

　　2．由王玉平任主编的《西柏坡与新中国》一书在论述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时指出，西柏坡时期铸就了一种适应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其特有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做准备，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在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主题，规定了西柏坡精神的本质。中共中央的理论思考和一系列决策，体现了一种继往开来，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变道路，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可以把西柏坡精神的这种本质，简明地概括为“继往开来，有破有立，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