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分散在全国各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统一的情报机构进行情报保障，显然是不现实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以保障军事行动。

    1941年7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处组建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林一为科长。

△林一

    林一，黑龙江依兰县人，1936年入党，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保卫工作。1938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机要科长，同年与滕代远结婚。1940年率中央社会部工作组，赴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

    9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及所属各师成立情报处，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

    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成立情报处（左权兼任处长，项本立任副处长），下设派遣科、情报科、技术侦察科和爆破科。随后，八路军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也先后建立了情报处。

    12月，滕代远在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召开了八路军前方总部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全面研究了敌后情报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和方向。

△滕代远与林一合影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

    滕代远指出，“前总”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了解各有关方面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队人员，查明敌伪部队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作战地域、地形地貌等，作为供给党政军领导人下定决心的根据。

    “主动出击，把潜伏工作统筹安排，挑精兵强将打入日伪军核心部门”。

    随后，林一派遣精干情报人员，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交通站，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

    姚继鸣等人在北平建立了情报站；徐楚光在南京建立情报站；郭有义在开封建立情报站。

△徐楚光

    除了军事情报工作外，八路军也设有保卫部门。

    1938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作出“厉行锄奸运动”的指示。10月23日，八路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对军队锄奸部门的组织编制作了统一规定。

    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军、师、军区、独立师政治部设锄奸部，下辖侦察、教育、执行三科。旅政治部设锄奸科，团、独立团、独立支队及营设特派员，管理连队所属的侦察网，以及进行一切锄奸工作。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军队锄奸部门的组织编制又作了明确规定，即集团军、师政治部设锄奸部，旅政治部设锄奸科，团政治处及营设特派员。

    1941年，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重建，逐步完善了机构建制，其中赖传珠任参谋长的司令部下辖侦察科，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特别指示“可调胡立教负责二科侦察工作”。

△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泰山庙

    1942年，华中局在盐阜区时成立了调查研究室（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曾山任主任。

    新四军十分重视敌军工作。1938年7月，新四军政治部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这是新四军有关敌军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求要特别重视开展伪军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充实各级敌工部门。

    1941年10月，华中局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敌伪工作的指示》，要求华中全党全军“必须以最大决心和毅力来加强对敌伪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长期坚持华中，才能保证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陈毅指示：新四军的敌伪军工作必须做到“四要”。

    一要了解情况，掌握情况，这是敌伪军工作的第一要诀；二要宣传政策，掌握政策；三是注意技术问题。因敌伪军工作是秘密工作，必须注意技巧；四是敌伪军工作人员品格上要忠实坚定，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陈毅

    新四军在军、师一级设立敌工部，部长由刘贯一担任，副部长为李亚农。各旅和军分区均设立了敌工科，各团均设敌工股。各区党委均成立了敌伪工作委员会，由主要领导亲自掌管。

    新四军也建立了保卫机构。

    1938年4月，新四军部队在安徽歙县岩寺镇集中整编，在军、支队司令部设军法官，主管军法工作和锄奸保卫工作（包括地方锄奸保卫工作），在各级政治部设统计科，负责政治统计和指导部队政治保卫工作。

△1938年4月，新四军三科和无线电大队进驻安徽歙县岩寺旧址

    1940年3月以后，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江南指挥部及各支队的军法官与统计科合并，改称军法处。

    新四军重建后，撤销了军法处的编制，军、师政治部改设锄奸部，汤光恢任部长，下设部队、地方、教育、执行4个科。

△汤光恢

    1942年11月，华中局、新四军锄奸部召开华中第一次锄保工作会议，制定了《边区公安局组织条例》和《军队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

    1943年1月，各地区按照条例规定，将县以上的保安处、保安科等锄奸保卫机构，一律改为公安局（盐阜区直到1944年5月才改）。

    区级将特派员改称公安员或治安员。乡级取消情报员，建立乡锄奸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各县公安局在大的集镇设立派出所、民警队等机构。

    1943年春，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华中局决定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组织锄奸委员会，主任由区党委书记兼任，师锄奸部部长和边区公安局局长为锄奸委员。

    合署办公后，各地均反映弊多利少，随着形势的好转，两机关又相继分开办公。

    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从阜宁转移淮南黄花塘，新四军第三师坚持在苏北抗战。扬帆任三师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领导人在黄花塘合影

    扬帆，原名石蕴华，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法处科长，新四军军法处处长等职，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

    新四军距离敌后大城市最近，所属各部纷纷向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伸出秘密触角。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既有公开形式，也有地下活动，“以公开掩护秘密”是情报工作的经验做法。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允许八路军在国统区一些主要城市（西安、上海、南京等）设立办事机构，称为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与指挥下，中共在国统区的情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统计表

    1937年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最先建立的公开机构。

    在随后的国共谈判中，李克农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到了上海。李克农化名李震中，以十七路军军需主任的名义，在多福里21号建立红军驻沪办事处。

    8月19日，叶剑英在南京组建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随后来到南京，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不久后，潘汉年接替李克农担任处长。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曾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译电员的朱志良回忆过上海“八办”的情报工作：

    “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潘汉年）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

    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

    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

△潘汉年

    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

    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随后，八路军在山西设立了办事处，王世英担任山西八办负责人。这样，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香港，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

△山西省吉县城内葛家沟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旧址

    八路军办事处不仅是中共在国统区的联络与统战机构，还是中共情报机构（中央社会部）伸到全国各地的触角。

    八路军办事处的设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其人员的任命也是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情报人员。

    他们可以利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部门安排和发展共产党员。

    李克农在桂林接收了情报关系谢和赓，得以了解桂系的动向；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成员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同阎锡山的密切关系，经常出入阎锡山的重要部门，获取机密情报。

△赵宗复

    在众多的八路军办事处中，西安办事处历史最久。早在1936年初，中共在此设立秘密转运站。1937年9月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先后由林伯渠、董必武负责，但秘密情报工作由吴德峰负责。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吴德峰，1921年入党，曾按党的指派，担任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等职，是我党秘密交通工作的创建人。他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

    曾在吴德峰身边工作过的罗青长这样说起吴德峰的情报系统：

    吴德峰还有一个西安的秘密的情报组织，是住在八办之外的一个大院子里，我是这个情报组织成员，这个情报组织当时没有正式名称，后来有人把它叫西安情报站，有人把它叫作吴德峰系统。

    后来这个情报组织发展得很大，一直发展到整个西北整个华北。

△1938年，吴德峰（右）与伍云甫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情报系统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王石坚系统，是中央社会部直属的情报系统。

    国民党邓宝珊部在西安有一个办事处，主任姓杨，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吴德峰住在西安曹家巷12号，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

    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当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错。那时，吴德峰的部下于忠友刚从苏联回来，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穿帮。

△吴德峰

    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

    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他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第33军高级参议等身份，进行全面社会调查，客观、翔实地反映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

    毛泽东深表赞许，称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提供了依据。

△196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吴德峰

    吴德峰发展的最重要的情报关系是戴中溶。

    戴中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军统无线电专家魏大铭想在国内推广无线电通讯技术，他相中了戴中溶，将其介绍到胡宗南一师。

    戴中溶的儿子戴经安说，戴中溶在一师见到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王薇：

    似乎早有安排，他没有要我父亲填写一份简历，也没有要我父亲写一份自传，就直接领我父亲到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安排我父亲与他同住在译电室隔壁的房间里。并通知我父亲将与译电员一起吃饭（那时译电室尚未成立）。

    这时我父亲才知道最后一进院落内还住着师长、参谋长等人。所以他很惊骇，一个初来的陌生人，跟师部的人相互不认识，竟然还能被当成熟人似的这样放心。

△戴中溶

    有一次，他在后园散步，碰到胡宗南，就将上述疑惑提了出来。胡宗南说，他了解戴中溶的性格，相信戴中溶不会出问题。

    随即，戴中溶提出三项要求：一不加入国民党；二可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可以不穿军装，以示他不问政治，专攻技术。胡对此点头认可。

    在一个讲政治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条件，意味着戴中溶真是一介书生，对政治毫无兴趣，这让胡宗南对戴中溶信任有加。他可以随意出入译电室，看到了以前他不知道的国民党内幕和黑暗。

    他了解得越多，越是厌恶国民党。趁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他随着胡宗南回了上海。

△西安事变发生地——华清池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战呼声日高，胡宗南要戴中溶到凤翔无线电特别训练班教书。已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妹妹黄葳到凤翔来看他。经妹妹引荐，戴中溶与中共建立了联系，成为吴德峰情报网的关键一环。

    胡宗南十分信任熊向晖，但熊向晖并不能看到胡宗南的全部机密。

△熊向晖（左四）在西安

    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

    这样，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中共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

    在上海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的二楼，有一家名为“福兴商号”的土布贸易公司。老板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受中央指派负责筹措经费。

    选址时，熊瑾玎看中了天蟾舞台后的一栋两层沿街楼房，这里既是著名西医周生赉经营的“生黎医院”所在地，又因毗邻戏院，人流量极大——看戏的观众和求医的患者，为秘密工作提供了天然掩护。

△当年的天蟾舞台

    熊瑾玎以“外地纱布商人”的身份，租下了二楼三个房间，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来了一位老板娘：19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朱端绶与熊瑾玎两人此前在湖南相识，但并非夫妻关系。之所以假扮夫妻，是因为单身男女在上海太引人注目，有的时候连房子都不好租。

    然而，几个月之后，这对假夫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终结为伴侣。

△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影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谍报掩护的典型形式，也是中共通过无数牺牲得出的血的教训。

    特科时期的情报人员大多是职业革命者，缺乏正式社会身份，靠组织提供活动和生活经费。他们游离于社会之外，一旦出现叛徒，便难以在敌区生存。

    1928年10月《中央通告第七号》指出，许多党员“以身许党，别无生路”，与群众孤立，这样的党员遇到白色恐怖就难以应付。

    《通告》指出，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党员职业化，党的产业化，是党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貌

    这种做法是周恩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强调“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

    周恩来指出，地下工作者必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扎根于群众中，使党的机关可以在敌人鼻子底下有秩序地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旧址

    党的领导人张闻天指出：秘密工作是一个原则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只讲秘密工作不讲公开工作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培养一批秘密工作的干部，建立秘密机关。但要秘密，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社会中，这样才能达到秘密的目的。秘密工作不仅是消极地建立机关、缩小组织等，而且要积极进行群众工作，打到合法的组织中去。

    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研究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指出：党员要在社会中生根，巩固自己的职业，多交朋友，学会鉴别各种人。

    同年12月，南方局进一步确定，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交朋友”为中心业务。

    为筹措经费，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创办了广大华行。周恩来指示：

    你要多交朋友，广交朋友，交各方面的朋友，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包括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人物交朋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作掩护，使广大华行这一秘密机构能长期保存下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特殊任务。

△卢绪章 （前排右二） 与广大华行同仁在上海留影

    南方局特工黎强受命回四川工作，组织要求他：“你是本地人，得利用社会关系，先找个掩护职业，再逐步开展工作。”

    黎强应聘到母校当教务主任。到成都后，组织又指示黎强：以后不要向红岩村写信了，要找社会职业作掩护。

    为了让黎强扩大社会接触面，组织允许他“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

△黎强

    据当时黎强的联络人刘文哲的儿子回忆：

    周副主席和董老多次要我父亲告诉黎强，表扬他，工作做得非常好，同时又下了任务，要求黎强叔叔坚守岗位，要做得像一个职业特务，不仅在生活上跟真正的特务打成一片，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也要参与，不能离得远远的，好像自己多清白——什么抽大烟、喝花酒呀，不能站到旁边去，要跟人家打成一片。

    这是为了获取情报，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但是，周副主席又特别让我父亲转告黎强叔叔：要记住这是党交给的任务，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

    中共战略特工冀朝鼎也碰到类似的事情。冀朝鼎在重庆，深得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信任。那时的重庆，官场风气已经相当腐败，如果他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会引起国民党怀疑，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

△冀朝鼎

    为此，冀朝鼎请示组织，组织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以免陷入麻烦，可以用别的方式作掩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捧女戏子”。

    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他很张扬地以他的名义，每天包几排最好的座位，到处送人戏票，圈里人都知道冀在捧“×老板”，实际上他与那位女演员并无瓜葛。

△1948年，冀朝鼎（左一）在上海

    为了实现“勤学”的目的，中共还拿出经费，让地下工作人员做生意。

    地下党员唐景荣回忆：

    组织上交给我2500元伪币做资金，要我学会经商、做生意，自己养活自己，组织上不再给我任何补贴了。

    为此我通过关系，在南阳镇找到一个棉花行里的小老板朱逐良（比我大一岁），合伙在南阳镇街中心开了一个小百货店，一边经营小百货，一边做单线领导的工作，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在“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各地下党组织纷纷开展社会化职业化工作，如湖南省各中心县委、特委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党员干部职业化的指示，在各地设立饭店、织袜厂、纺纱厂等商店和工厂。

    刘晓要求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从支部成员到省委领导，都要有职业掩护，取得社会身份。

    刘晓自己在上海宁绍保险公司当经理，后来又当了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董事。刘长胜当了荣秦烟号的“老板”。驻守机关的王尧山夫妇在机关附近开了一个文具店。

△关勒铭金笔厂大门

    在刘晓、刘长胜的领导下，中共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基本做到了“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情报人员做到了“职业化”“社会化”，为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勤”“三化”成为我党我军在敌区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策略，“三勤”政策，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方针的具体化。它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