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经过7个多月的转战，到达西康（今属四川）境内的冕宁，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通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向大渡河急进。我当时带领红1军团1个炮兵连参加了先遣队。部队日夜兼程，冒雨急行军，直奔大渡河畔的安顺场。炮兵连行军就更加困难，既要扛炮，又要挑炮弹，但炮兵连的同志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按时赶到了安顺场。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上的一个小镇。敌人为防止红军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由于红军行动神速，当进入安顺场时，敌人还在睡大觉。在敌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嘁哩咔嚓”，就把敌人这两个连歼灭了。

    红军占领安顺场时，只在渡口处夺得一条渡船，其余船只在红军到达之前都被敌人弄到河对岸去了。部队在安顺场一面向群众做宣传，一面准备架桥渡河。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安顺场渡口处的河宽约二百五六十米，水深流急，河水流速达每秒五六米。在几里外就可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当天几次架桥实验均未成功。这时，北岸敌人在拼命加修工事，并不断向我射击，而尾追的敌人正步步迫近。蒋介石叫嚷：要让红军在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成为“石达开第二”。为了数万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先遣队领导决心用唯一的一条木船实施强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担负强渡大渡河任务的红1团，在杨得志团长指挥下，由1营在安顺场实行强渡；2营在下游担任佯攻，以牵制对岸敌主力；3营作为预备队，掩护指挥机关。

    1营接受任务后，组成了以2连连长熊尚林为队长的17人渡河奋勇队。每人配备1支冲锋枪、五六枚手榴弹和一些渡河工具。为保障17勇士强渡成功，上级决定由炮兵连的4门迫击炮和5挺重机枪以及十几名步枪特等射手组成支援火力。因火炮数量少，炮弹只有31发，而担负的任务却很重，所以，我亲自掌握1门火炮，并指挥其余各炮，认真作好射击准备。

    当时，下着阵阵小雨，河水不断漫涨，情况十分紧急。刘伯承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不顾雨淋，在炮兵和机枪阵地往返督促检查。刘司令员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回答得干脆响亮，但心里没有十分把握。

    大渡河水由西南流向东北，由东北又转向东南。渡船主要靠河水的冲力向下游溜送。虽说河面不足300米宽，但需将船拖到上游再往下游溜送。这样，从起渡到登岸处足有1000多米。对面船靠岸的渡口处是个乱石滩，由乱石滩向上是个50⁰以上的斜坡，很难爬上去。就在这个地方敌人修筑了几层工事。工事虽然不大，容纳不了很多人，而且也不够坚固，但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封锁着河面和渡口。在渡口东侧三四十米处，有四五户人家和一片竹林，敌主力隐蔽在那里，准备在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或登岸时来个反冲击，将我渡河部队打下河里。上级赋矛炮兵的任务是，首先轰击敌在岸边斜坡上的工事，压制敌人火力，保障渡河奋勇队顺利强渡登岸。然后转移火力，射击房子和竹林里的敌人主力，击溃敌人反冲击。

    渡河时间到了，17勇士登上渡船，向对岸驶去。杨得志团长向炮兵下达了射击命令。我立即操炮射击，第1发炮弹就打到敌人的工事上，没有死伤的敌人拔腿就跑。我们的重机枪马上开始射击，特别是1营机枪排长李德才打得尤为出色，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接着，我打出了第2发炮弹，又准确地击中敌人另一个地堡工事，一些敌人又四散逃跑，被我机枪、步枪打伤一部，迫使敌人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这时我一发接一发地发射炮弹，都打在了敌人的工事上或卧倒的敌群中间，打得敌人死伤过半，乱作一团。当我17勇士的渡船已接近岸边时，不幸渡船被敌人子弹射穿。17勇士有的在堵漏，有的在射击，有的用铁锹帮助划船。在船靠岸时，隐蔽在房子和竹林中的敌人，突然扑了过来，企图把17勇士打下水。见此情景，我立即指挥炮兵连各炮，将火力转移过去，4门迫击炮，连续两个齐放，发发炮弹在敌群中爆炸。同时，步枪、机枪也一齐向敌群猛烈扫射，打得这群敌人七零八落，四散溃逃。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17勇士奋勇登上河岸，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过来的敌人打垮，迅速占领渡口工事。炮兵和机枪火力向后延伸，射击逃敌。17勇士向前冲去，占领了河边的几栋房子并前进到村东的一个小高地，占据了有利地形，控制了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