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谁都知道，张百发与李瑞环，一个铁匠，一个木匠，是工人出身的一对师兄弟。

    我们的关系太长了，同一年进三建公司当学徒工，他是木匠，我是钢筋工，都是16岁，从一个家乡宝坻县出来的。我住的村，后来划给了香河县，与李瑞环住的村相隔十几里路。当学徒时彼此不太认识，真正认识是当突击队长的时候，接触很多。

    到了1958年北京市青年团提出了‘学习张百发，追赶张百发’的活动，他们学习我们，追赶我们，开展技术大比武，这时的接触就更多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我俩同显身手，他解决了放大样的技术问题，我攻克了钢架跨越的难关。“他同我一样，未念过书，但他学习比我好。他总结、讲话都胜人一筹，谁不服气不行。

    记得他上北京建工学院函授学院学习，从颐和园那边骑自行车去上课，真不容易。晚上忙，白天加班加点，晚上骑车上学。他上学是组织上同意的，不能耽误功课啊。别人还拿他学习当着缺点来提，他硬是坚持下来了。我到前几年，才拿下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文凭。

    万里当时批评我学习不如李瑞环，我服气。“这时我们就成了师兄弟了。我跟你们开玩笑，但跟李瑞环不开玩笑，相互特别尊重。我们在一个公司不在一个工区，他们工区请我去作报告，他主动当服务员，给我倒水。”

    说我和李瑞环一起提拔为干部，说的还不全。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找我们两个一块谈话的，内容都一样，都是从队长提拔为党委副书记。只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岗位变换一下，我到他那个公司当党委副书记，他到我这个公司当党委副书记，都是规定三天到任。

    还有新鲜的呢，我俩的老伴同姓同名，都叫王淑兰，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是时辰对不起来，不是一个村的。更有新鲜的，我和李瑞环都有一个孙子，同岁，名字都叫老虎，在一个学校上学。

    我孙子回家悄悄告诉我：“爷爷，李爷爷的孙子在我们学校，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

    李瑞环的孙子回家也悄悄告诉李瑞环：“爷爷，张爷爷的孙子在我们学校，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

    李瑞环开玩笑说：“两个孙子中怎么没有一个孙女？出个孙女两家结亲不就得了！”

    我比大李瑞环大三个月，都是1934年出生。只是李瑞环有两个儿子，我却有一儿一女。“文革”中我俩曾一块陪万里挨斗，万里曾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城市建设。李瑞环和我过去是他手下得力的“哼哈二将”。

    掏粪工人时传祥最红的时候，万里到他的队蹲点，同他一起掏过大粪，有“背粪市长”之称，三个工人的成长都得到了万里的精心栽培。“文革”当中，陪大“走资派”挨斗的都是小“走资派”，而陪万里挨斗的却是三个工人。其中就有我和李瑞瑞。

    忘不了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那是1967年大年三十晚上，本应是万家团聚、辞旧迎新的欢乐之时，北京工人体育馆内却正上演一场人间悲剧——斗万里。

    时传祥、李瑞环和我被揪去作为陪斗。万里说：“就这天斗我最高兴，说明我还有群众，还有三个工人朋友呢，我真光荣！”

    那天陪斗，还有个笑话，要我们从体育馆南门进。我第一个进去，让坐在地板上，不准抬头，有凳子也不准坐。

    第二个进去的是时传祥，他眼睛不好，看看我，我又不能抬头。再看看，他看出来了，说：“兄弟，你也来了！”

    看守吼道：“他妈的，到这里还称兄道弟？那边蹶着去！”

    那边墙上正好有幅毛主席像。我们坐着，就他蹶着。

    这时，听到外面李瑞环与人干上了，吵吵嚷嚷，要给他挂上“捍卫团政委”的牌子。我是“捍卫团司令”，不知怎么没给挂。李瑞环不让挂，造反派就吼叫：“李瑞环，你老实点！”

    批斗会快开始了，体育馆内不下一万人。李瑞环进来后也坐在地板上。看守出去了，我们几个围成一圈。当过建工局党委书记的董文兴对我们说：“唉，小伙子想开点！”

    我们凑成一幅对联。李瑞环说：“过去香飘千里，现在遗臭万年！横批是我的：‘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