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女，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5年考入常州女子师范。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大学期间曾参加五卅运动。

    1927年，史良从上海政法大学毕业，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得放弃法律专业，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在这里，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史良的顶头上司叫刘伯龙，是一个飞扬跋扈，善于钻营取巧的人。史良工作热情，思想进步，痛恨不良权势，看不起上司的为人，有时当面顶撞他，他感到没面子。
 
    开始刘伯龙顾忌史良的才能，不敢对她怎么样。当他看到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伺机向共产党和革命者举起屠刀的时候，借机以思想问题的罪名把史良投入监狱。
 
    这是史良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两个月后，因证据不足，经蔡元培保释出狱。
 
    这次事件，让她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反动官僚的丑恶，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斗争的艰苦，她出狱后，从天真的梦中惊醒了。
 
    1931年后，她开始做律师，在法政大学老师董康所设立的事务所工作。

    在此后近20年的律师生涯中，她看到了旧社会黑暗势力的猖獗，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统治的真面目，同时，也被很多革命者为了正义事业宁死不屈、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所感染。

    后来，她成为上海律师公会的执行委员，加入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任该会的律师，办理过营救邓中夏、任白戈、方知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多起案件。

    1933年5月初的一天清晨，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史良的家门，说是来自法租界巡捕房，他把一封信交给史良，信是用草纸折成的。
 
    信里包着两块银元，信中说，我名叫施义，因冤枉被捕入狱，现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请史良律师速来法租界巡捕房见面，并请她将两块银元交给送信的人。
 
    史良把两块银元交给送信的人后，马上赶到嵩山路法巡捕房去见施义。
 
    她找到了施义，见他面目清癯、彬彬有礼。
 
    施义真诚地对她说，自己担负着重要工作，不幸在法租界被捕，请史良设法营救他。
 
    施义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对史良十分信任，诚恳相托。
 
    史良意识到，当时上海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租界活动，她便有了自己的判断。她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施义回答说：没有，只是因为走错了房门才被捕的。
 
    史良说：我接受你的委托，做你的辩护律师，但是你在法庭传讯时什么也不要承认，希望你一定要做到。
 
    史良深感此案的重大，担心自己经验不足而有负施义的重托。从法巡捕房出来，便直接找老师董康商量。
 
    董康认为，施义的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外国人办案比较注重证据，当事人既然没落下把柄，即使有重大嫌疑，也必须将嫌疑人释放。
 
    他提出，此案要在租界内审理，出了租界，事情会比较麻烦。
 
    史良听了老师的分析，豁然开朗，此案只要在租界内审理，就有成功的把握。
 
    从董康那儿出来，史良直奔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找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顾守熙。
 
    史良对他说，施义是冤枉的，毫无证据，无论如何不能引渡到华界去，否则，按当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个”的做法，施义就要被彻底冤枉了。她请顾守熙多加关照。顾守熙爽快地答应了。
 
    当天，施义案就开庭了，史良出庭辩护。施义在法庭上从容镇静，没有承认任何问题，只说是走错了房门才被捕的，自己是冤枉的。
 
    而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人却说，此案与另一个案件有关系，那个案件发生在华界，要求将施义的案件引渡到华界去审理。
 
    史良反驳说，施义案发生在租界，公安局没有法院出拘票就捕人，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而请求引渡更无法律规定。法庭的3名法官宣布退庭评议。
 
    评议后重新开庭，宣布了施义不准移递的判决，只判施义52天徒刑，并可以交保释放。这个判决对于施义和史良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但没想到，几天后，蒋介石亲自下了手谕，强迫法巡捕房把施义移递到南京去了， 9月23日，蒋介石下令杀害施义，他倒在在雨花台下，年仅39岁。
 
    临刑前，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后来，史良从宋庆龄那里得知，施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同志，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
 
    此事更增加了史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激励她勇敢地去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做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