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老父亲去世5年多了, 每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耳边会梦呓般地响起他的暴骂声，行伍出身的父亲那湖南腔声音总是那么暴躁和威严，好像就在身边。随他骂吧，骂人似乎是老天爷赋予他的权利，谁要是剥夺了他的权利，他会活得不舒服。父亲的骂声曾经让我惧怕和烦恼，但却是那样真实而亲切。

    父亲脾气大、爱骂人，在职的时候是出了名的，连军首长都让他三分。父亲资历老、战功多，胆子大，怕是因为这些，他不顺心的时候就开骂。战争年代，他发脾气时曾拿枪打过比他级别高的领导，也枪毙过吃了败战的部下。到了和平时期，了解他脾气的领导为了不让他摸枪，安排他做后勤工作，即便这样也改变不了他着急上火的秉性，更挡不住他张嘴“妈了个x的”叫骂声。父亲较上劲来不管不顾，天王老子也敢捅它几下！或许因为骂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就入党的父亲1955年授衔只是个中校，职位远远落后于跟他同时期入伍以及比他资历更浅的战友和部下，一些原来是他的下级都进了军领导班子，而他，始终当他的军后勤部副部长，直到离休。

    父亲是跟随毛主席从井冈山走过来的老战士，是革命事业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我仰视的一座大山。

    父亲是从湖南冷水江山区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里走出来的，参加红军后在枪林弹雨中闯荡，拼着性命，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和百团大战、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大仗小小仗无数。父亲作战勇敢，不怕死，能打恶仗，曾九次负伤，有两次已经把他装进棺材了，发现还有气，又被抬了出来。平北开辟根据地时，他在张北、多伦、尚义、康保、赤城、延庆一带打仗，这些地方县志里都有父亲战斗事迹的记载。当年挺进军的领导宋时伦、萧克、段苏权、刘道生、詹大南都很器重他，遇到难打的恶仗就让父亲上，每次父亲都能得胜归来。

    父亲1945年就是团级干部了，可一直到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时候他还是团级干部。和平年代没有战事，父亲“能打仗”的特长派不上用场了，加之他文化水平不高，脾气大，爱骂人、经常顶撞领导，也因此，父亲在团级位置上原地踏步几十年。后来，他才逐步提了职，享受了老红军的待遇。

    父亲为战场而生，为打仗而来，他是战争年代的勇士，却不适应和平时期做官，没仗打的日子让他过得难受。父亲一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对职务和待遇从无任何怨言。他评残是“二等乙级战伤”，家里人曾多次劝他向组织上反映一下，把残疾证上的等级调高，都被他骂着制止了。他说：“妈的，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谁给他们调级去！”

    我是很惧怕父亲的，跟父亲生活几十年，我这个当儿子的，甚至没有感受过父亲的厚爱和温暖，总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下的一个小兵，永远都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给过我好脸，不管是参军、入党、提干、立功，还是转业回地方后的一件件事情都是如此。他总是一本正经地给我布置任务，并且要求限时完成，如果完不成，骂是轻的，大嘴巴跟着就会抡上来，晚年了，他还会用拐杖捅。

    有一次,父亲让我把他的党费交到党小组长家，因为要上班，我晚送了一天，他冲我吼道：“你小子，敢把老子的事不当事，反了你了！”要不是妈妈拦着，我肯定要挨打的。和这样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没理可讲，我也不敢讲理，只能绝对服从。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家中院子里开了块菜地，时常让我给他当下手，翻地、拔草、翻开地沟盖掏出粪便施肥，每当我很费力地跟着他忙乎完地里所有的活儿回到自己房间时，常常有一种走出狱牢终获自由的快感！

    父亲的家规很多。大人说话孩子不能插嘴，大人没上桌孩子不能吃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不能随便求人等等。以至于我都快50岁的人了，也不敢跟他争辩。面对晚年的父亲，我很想和他敞开心扉交流，不光是因为他给我内心带来过的委屈，我还觉得，父亲一生那难改的火暴脾气和武断的作风在客观上是会伤害父子感情的。可惜，直到父亲去世，我和父亲之间都没有过像样的交流。

    父亲也做过让我感到特别温暖的事情。

    记得母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一大早我出门，看到门上贴着大红的“福”字，往年，这些事都是母亲做的，可见父亲内心在惦记着母亲和母亲做过的事，那一刻，我突然心酸，好想哭。

    那年，我从父亲家搬走前的那个晚上，他把我和妻子叫到他的房间，说：“你们搬走后要多来看看我。”话语凄楚，透着些许无奈。父亲一辈子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软话，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

    我有过想与父亲沟通情感的愿望，却因为一件事，不知是伤了父亲，还是伤了我，我的这种愿望再也没有出现。

    那是一次道听途说。我在街边听两位老大娘拉家常，其中一个说：“老话讲，宁要讨饭的妈，不要当官的爹。”这话让我想了很多，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有些想法我又不敢对父亲讲，于是，趁一次到医院探视父亲时便把这句话试探着说给他听，父亲当时没接我的岔儿。转天，大哥给我打电话，责备我不该在父亲病床前乱说。至此，我彻底打消了和父亲沟通情感的念头，直到父亲去世。

    我不知道，这是父亲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

    又是一个大年初一，满大街都是爆竹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我独自一人跑到医院陪父亲过年。父亲意识已经不很清楚了，甚至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呼吸也很微弱。连着两次大手术都被九十岁高龄的父亲闯了过来，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抛舍不下我们。我久久地握着爬满青筋和因输液扎得块块血斑的老手，那是一双叫我很早就领教什么是敬畏的大手。这双手放过牛，牵过马缰绳，和鬼子拚过刺刀，抡起双枪百发百中，也无数次因打自己人而犯过错误。这双手牵过我上学，也因我逃学掴过我的脸。我当兵十几年，这双手给我写了数不清的信件，鼓励我要咬牙吃苦锻炼自己。是父亲的教诲和威严促使我努力上进，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奠定了自己日后在人生旅途上打拼的基础。我久久地握着父亲的老手，生怕稍一松开就再也握不到了。我想着老人为党、为家操劳一辈子的不容易，几十年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似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遍又一遍地在父亲耳边用心喊着：“爸，过年了，儿子来给您拜年了。”喊着，喊着，泪水夺眶而出，如线，如雨。

    父亲终于离开了人世，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依然虎背熊腰，他的神情依然威武勇猛！那天，病房外细雨霏霏，老天爷也在为父亲落泪。父亲合上了眼睛，也闭上了他那爱骂人的嘴，而枕边那台伴随他多年的微型收录机里，仍然播放着他最喜欢听的《长征组歌》……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那年，应《天津日报》社约请，我为父亲赶写了《我在长征路上》的遗作，当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写到“缅怀战友度余生，与时俱进夕阳红”时，我竟放声大哭！我想父亲，我想对父亲大声呼喊，您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与我这个当儿子的在情感上也能与时俱进啊？！

    一年后，我的散文集《一个红军后代的情感路》出版发行，在书中，我完成了与父亲的对话和情感交流。至此，我才感到些许释然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