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截至1965年，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名），中将177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名），少将1343人（其中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4名，1961年至1964年由大校晋升少将533名）。这1000多名将帅个个战功赫赫，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通常称他们为“开国将帅”。这1000多名将帅无不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风风雨雨，几乎人人都留下不少传奇和逸闻。在授衔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少趣事，如“一门三将军”“父子将军”“舅甥将军”“连襟将军”“夫妻将军”等。其中的7对“兄弟将军”，在革命年代为了共同的信仰双双舍生忘死干革命，书写了一段段军史战史佳话，更以开国将军中的“双子星”而永载史册。

    王树声、王宏坤：兄弟二人加起来14颗将星

    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以一名小学校长的身份投身革命，1927年参与发动著名的黄麻起义，加入“木兰山七十二英雄”行列，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资格最老的创建者之一。从黄麻起义起，他历经了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翻越雪山、三过草地、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豫西抗战、中原突围等，尤其是追随徐向前，把一支小小的红军队伍拉成了一支拥有十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并成为副总指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王树声素以作战勇猛著称，在革命的烈火和你死我活的战争中锤炼成一员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将。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之九。

    王宏坤（1909—1993），与哥哥相差4岁。1927年，王宏坤跟随王树声参加了黄麻起义后加入红军，此后追随徐向前和哥哥南北征战，成为一名威震敌胆的虎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宏坤参加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王宏坤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并取得了辉煌战绩。新中国成立后，王宏坤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并成为人民海军创建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年黄麻起义失败后，王树声率领鄂东军一部上山打游击。王宏坤不幸与部队走散，于是邀集了20多名义勇队队员，南下武汉并误打误撞进入了桂系白崇禧的部队，却又因祸得福在白崇禧部队中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指导。在桂军里没干上一年，就传来王树声等72条好汉在大别山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大旗的消息，王宏坤在桂系杂牌军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两次化装前去找哥哥王树声，结果被王树声所部的战士当成“来搞侦察的小土豪”给抓了起来。误会解除后，王宏坤终于如愿以偿地重归王树声手下。因曾在白崇禧的部队中接受过正规训练，王宏坤的战斗素养比当时很多扔掉锄头直接抓起枪杆子的官兵高，因此在战斗中屡建奇功，很快引起上级的注意并受到重用，23岁时就被任命为红4军10师师长，次年便升任红4军军长，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385旅首任旅长，以后凭借战功位列开国上将行列，也与哥哥共同造就了兄弟二人肩膀上扛起14颗将星的奇迹。

    张令彬、张平凯：双双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兄弟

    张令彬（1902—1987），原名张柏茂，湖南平江人。张令彬是一名老革命，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他就是起义部队中的一员。三湾改编后，张令彬担任班长，旋即升任排长。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军队第一个教导队———井冈山时期红军在龙江书院办的第一期班排级骨干培训班，张令彬就担任区队长，而且还是毛泽东点的将。后来根据组织安排，张令彬一直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抗战时期，张令彬在担任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部长时，积极落实毛泽东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迅速改善了延安军民的生活条件。其间，有一年春节将至，毛泽东视察经济建设部，张令彬下厨做了一桌子菜，还拿出了两罐啤酒，请毛泽东品尝。在当时的延安，啤酒绝对是个稀罕东西，此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走后，张令彬立刻通知司务长，将这顿饭中超过标准的部分和啤酒钱，都从其津贴里扣。当然，熟悉老部下的毛泽东也估计到餐费要超标，并且猜到张令彬肯定会自掏腰包请客，所以离开饭桌不久即告诉陪同视察的谭政，从自己的津贴或稿费里给张令彬支点钱，不能让他出钱请大家吃饭。1955年张令彬被授予中将军衔，而此次全军授衔的服装，就是他领导设计的。被军迷们奉为经典的“五五式”军装中，留下了他的心血。

    张平凯（1910—1990），又名张夏远，1928年加入红军，并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区生产民运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中，张平凯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他在革命战争中多次受伤，右臂残疾。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凯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平凯小时候因家里穷，只上过15个月的小学，也就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连字都认不全。但是参加红军后，他积极学习文化，即使是在长征途中，行军打仗那么繁忙，仍坚持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学习。长征结束后，他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读书写字不在话下。抗战时期，张平凯在担任晋察冀军区生产民运部部长期间，负责组织晋察冀军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战斗生活之余，他写出了两篇新闻稿《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投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看后非常欣赏，决定全文刊发。毛泽东看到第一篇新闻稿后也大加赞赏，并欣然提笔为这篇稿子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对张平凯的工作和稿件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一个月后，毛泽东又看到了张平凯的第二篇稿子，读过后更加赞同，写信给博古说：“平凯同志的稿子甚好，既生动，又有原则性，全文分数日在新华社播报。”张平凯的两篇稿子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时传为美谈。当毛泽东得知张平凯只上过15个月的正规学堂后，非常惊讶，对他更是赞赏有加，号召所有八路军指战员向张平凯学习。此外，张平凯因为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还创作了20万字的《忆彭大将军》一书。

    戴克林、戴克明：失散10年竟在同一部队的两兄弟

    戴克林（1913—1990），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团宣传队队长、政治指导员、连长、科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华东工程纵队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戴克明(1915—1986)，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历任新四军第4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1纵8团政委、鄂豫军区潢川军分区4团政委、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信阳步兵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两兄弟的传奇在于1939年的那次重逢。兄弟二人参加革命后，当时他们家族的人基本上都被反动派杀光了，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出。哥哥戴克林跟着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弟弟戴克明则留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战争，由于不在一个部队，二人整整10年未见面。抗战时期，二人都是新四军的成员，但互不知晓。1939年7月，戴克明作为新四军4支队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到后，戴克明与新四军3支队一位名叫戴克林的侦察参谋分在了一间房子里居住。他内心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位同志的名字与自己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因为打小走散，战事倥偬，又都改了名字，二人刚开始无法相认。打过招呼的二人心中似乎都有疑虑，开始攀谈。经过了解，戴克明发现对方真的是自己的哥哥，两兄弟抱在了一起，喜极而泣。更传奇的是，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戴克明原名是戴道奎，但是后来二人都改了名字，相隔千山万水的兄弟，改名之后仍然只是有一个字不一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亲情的感应，也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他们不会想到，25年后的1964年，兄弟二人竟再次出现惊人的雷同，那就是他们同时由大校晋升为共和国的少将。

    范朝利、范朝福：曾经并肩战斗在同一部队的哥俩

    范朝利（1914—2012），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就入了党，当时只有16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排长、副连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正太铁路破击战，策应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日军对五台、阜平地区的围攻，及以后的历次反“扫荡”作战。尤其是1937年10月19日下午，在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任参谋长的范朝利，带领该团3营的指挥员一起制订了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具体突袭方案，并指挥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是769团也是129师出师抗日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作战。解放战争中，他率部血战羊山，全歼国民党军66师，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扫清了障碍。新中国成立后，范朝利曾任第4兵团14军军长，参加了川南剿匪，指挥所部进行康南、中甸和小凉山地区的平叛作战，获得了辉煌的战绩。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6年，范朝利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6年。

    范朝福(1916—1993),1929年就加入了红军，比哥哥范朝利还早一年，当时他才13岁。长征途中，范朝福主要从事民运工作，长期单独活动。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断吸收新人，扩充部队，使红色武装不断壮大。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到太行山区参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在任129师771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期间，他工作出色，仅1939年一次就扩兵4个营，3000多人。在任山东巨鹿县大队政委时，范朝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顽强地坚持开展游击战斗，对其恨之入骨的日军曾以3万元悬赏活捉他，但敌人的阴谋始终没能得逞。范朝福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海军威海基地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兄弟二人多次在同一部队并肩杀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期在一个军序列内战斗，抗战期间共同奋战于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一起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2纵，范朝利是纵队副司令员，范朝福担任6旅17团政委，真正体现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谢良、谢有法：开国将领中少见的文化人

    谢良(1915—1991)，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革命，经历了四次反“围剿”作战，此后参加长征，曾经三过草地。历任红13师政委、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炮兵学院政委、炮兵副政治委员等职。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在这13位残疾将军中，独脚将军只有一位，就是谢良。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独腿、独脚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谢良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而且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作，先后出版了《边城女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迪化女牢中的斗争故事》《铁流后卫》《五颗红星》《独脚将军传奇》等7部小说和回忆录，还翻译了一本俄文专著，从而驳斥了外国记者“中国老将军都是大老粗，不懂文艺”的谬论。其中《铁流后卫》一书曾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甚至被译成俄文、朝鲜文，在军队和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0年，谢良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作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第一位将军作家。

    谢有法(1917—1995),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红军。曾在红3军团任文书，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参加长征。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部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津浦前线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9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胶东保卫战和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中著名的“冰雕连”，就出自第9兵团。1955年谢有法回国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任沈阳军区副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中将（时年38岁）。延安时期，美国著名作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首次到陕北根据地了解“红色中国内幕”，受到红军战士列队欢迎。彼时腰板直挺、身材高大的谢有法精神抖擞，站在队列前头，举起拳头，用洪亮的声音领呼口号欢迎，深受感动的斯诺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瞬间的镜头。后来，这一珍贵的历史画面被保存在斯诺珍藏的影集中，并收入《西行漫记》一书。谢有法被誉为“军中秀才”，著有《奋战在沂蒙的第一纵队》一书。

    丁荣昌、丁盛：弟弟名头大于哥哥

    丁荣昌(1912—1996)，又名丁星辉，江西于都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军区卫生部管理员、管理科科长，红3军团高级裁判所裁判员，红32军94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282团政委。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锄奸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24旅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洛阳军分区副政委，第二野战军14军41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云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昆明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受周恩来指派，参加中国和缅甸的边界勘界工作，并担任中方首席顾问。在丁荣昌的领导和组织下，中方工作人员辛勤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勘界的任务，中缅两国于1960年1月20日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周恩来高度赞扬了丁荣昌为中缅边界勘界工作作出的努力。随后，丁荣昌又被派往中国驻老挝丰沙里总领事馆任总领事，继续在外事工作中展示将军风采。

    丁盛（1913—1999),17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赫赫，是我军战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打起仗来素以勇猛著称，被林彪称为“丁大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红28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45军135师师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抗战期间，他于1938年10月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了黄土岭围歼战，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及其所部1400余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2月，丁盛因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日军视为眼中钉。在衡宝战役中，丁盛率领135师未按林彪部署行事，而是孤军深入到桂系白崇禧老巢，白急令4个师攻打135师。林彪等人都绝望地认为丁盛此举是“羊入虎口”，但丁盛硬是以一打四战胜了敌军，打出了威风，此战被刘伯承称为“腰斩七军”。1952年组建的第54军，丁盛是第一任军长。1953年2月，第54军130师率先入朝。5月，丁盛率军部、134师、135师一同入朝，参加了多次战役战斗，特别是金城战役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为促进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作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丁盛率54军对印作战并指挥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4军，给印度陆军这支最精锐的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也使这支号称曾在二战中击败过“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令印度视为国耻。此战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

    贺晋年、贺吉祥：一奶同胞的亲兄弟

    贺晋年、贺吉祥是开国将军中唯一的一奶同胞亲兄弟，又曾在一个时期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和上下级，战斗中兄弟俩一起上阵，并肩杀敌。

    贺晋年(1910—2003)，陕西安定（今子长）人，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创建了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第1游击队第1支队政委，陕北游击队参谋长、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为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固守黄河防线、反国民党顽固派摩擦滋扰的斗争和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8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东北夏季攻势、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解放江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任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为东北军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1957年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主持了我国第一代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的研制工作，为建设人民装甲兵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