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0年十二月下旬，驻在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正在积极进行北移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奉命到新二、新三两个支队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元旦刚过，第二纵队政治部就告诉我“军政治部通知你，赶快回军部接受新任务。”于是我把在新三团了解的情况向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汇报后，连夜赶回军部。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对我说根据中央电令，军部决定立即撤离皖南，经苏南北渡长江。他要我明天一早向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请示。第二天上午我见了袁主任，他很高兴，同我握手。我正要向他汇报情况，他说“不要汇报了，到江北再说吧，军部决定调你到新二支队工作，任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还兼营政委。”他又说“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是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是你的老熟人，军部已决定派张日清任团参谋长，加上你一共四人，组成团的领导核心。你年轻，又是学生出身，一定要尊重他们，搞好团结。”我当即表示“一定向老同志学习，搞好工作，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后，袁主任向我介绍了部队北移时的编队情况，并且嘱咐我赶紧到新三团报到，说军部已决定当晚（四日）出发。

    这天，我在军部办了各项组织手续，晚饭后就背起背包出发了。过了章家渡恰巧遇到张日清，于是两人结伴而行，在茂林附近赶上了新二支队，见到了黄火星政委和钟德胜主任。他们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新三团的情况。在支队部稍稍停留，我们就到了新三团团部。

    五日，军政治部下达了北移宣传动员要点，要各部队作好动员，准备碰到阻击时进行自卫。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作了部署。

    六日晚，我们二纵和教导总队、军直属队从茂林出发。按照军部的计划，一纵、二纵、三纵分三路向榔桥、星潭、三溪前进，然后沿天目山脚，经宁国、郎溪境内到溧阳，与苏南部队会合，待机北渡。

    七日拂晓，二纵到达离星潭很近的两山夹口处，遭到顽四十师的突然袭击。顽军在两边和我对峙的山头上架设多挺重机枪， 用交叉火力封锁了夹口，使我们无法通过。老三团走在前面，与顽军对峙着。于是纵队司令部下令新、老三团各一营迅速占领星潭北面的两个山头，消灭顽军的火力点，从山上俯冲星潭，各营暂留坑内作预备队。这时我参加指挥的这个营也上了山头，待命出击。前面部队和顽军打得很激烈，但我们这个营一直没有得到出击的命令。等到八日早晨，命令下来了要我营立即随团部，纵队部撤出，转向西南。我们原路折回，然后沿着一条山溪向西南前进，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忽然前面传来消息，说先头部队在高岭受阻。不久，又接到命令，要部队再次转回，向茂林方向突围。这样，我们随纵队部进到高坦附近停了下来。

    高坦在茂林的东南约十五里，当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时，顽军已占领前面山头展开阻击。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以新、老三团为主力和顽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下午三四点钟特务团也调上来了，经过一天的战斗，终于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稳住了阵地。九日傍晚，叶军长下令敞开正面顽军向北突围，拟经石井坑转丁家渡一带过河，然后直插铜、繁之间，北渡长江。但是，由于在高坦出发时部队未整顿好，战斗部队和非战斗人员混在一起，加上天雨路滑，行动缓慢，一个夜晚只走二十里路，到达石井坑时，已是十日凌晨三四点钟。这时部队已十分疲惫，军长命令架设电台和延安、重庆联系，并下令各团、营占领周围山头，挖掘临时工事，准备固守。

    十日中午，部队进人阵地，和顽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二纵布防在石井坑北面一带的山岭。我和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带一个营和直属连驻守在前沿阵地。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纵队部的一个胡参谋。

    十一日午后，一纵有三四百人退到我们的阵地附近，我们立即把他们收容起来，编成一个营。同时将这个情况向纵队部汇报，纵队部黄、钟两同志要我立即找袁国平主任汇报。袁主任听了之后，又带我去找到了项英和饶漱石，并一道去见了叶军长。袁主任向叶军长介绍说“这是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曾在老一团工作过。他汇报新、老一团三四百有战斗力的干部、战士退到了他们的阵地附近，现已编成一个营。这样计算起来，军部还可以掌握两千多战斗部队，加上教导总队，就可以组织起来强行突围。”项英、饶漱石都没吭声。叶军长说“刚刚和周恩来同志接通了电报，他正在重庆呼吁谈判，要蒋介石下令撤围让路。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不必马上突围。”叶军长讲完后，项英、饶漱石均未吭声，袁主任说“好吧，你（指我）立即回到前沿阵地，坚守待命。为了掌握好这几百人，可以从老一团干部中选一人当营长，你就兼这个营的政委！”他当即写了一张便条，交我带给黄政委和钟主任。他们接到便条后，当即写了命令交代我带回前沿阵地。在阵地上和熊团长、胡参谋碰头研究后，决定由我带着这个营坚守在阵地的最前沿。

    从十一日晚上起，我一直和营长（原新一支队秘书，读过军校，名字记不起来了）一起在最前沿指挥战斗。开始还留一个连做预备队，后来全部拉上了火线。在这场血战中，同志们都打得十分顽强。没法做饭，我们就吃生米、啃干粮来充饥；子弹不多，就靠手榴弹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由于我们这个营是临时编成，没有医护人员，指战员受了伤，除了用随身带的急救包外，得不到其他治疗，重伤员就更没有办法了。即使在这样得严重情况下，战士们没有一个退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十三日上午，顽军派几个人打着小白旗向山上走来，一路高喊是来谈判的。我和营长商量后，一面布置好火力封锁来路，一面准备派人下去接待。这时从远处望见，这几个人后面蠕动着黑压压一片。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是顽军的花招，当即下令开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中午，顽军放火烧山，因为从十日起天气转晴，山上茅草干燥，火势很快从山下漫延到山上，短树丛也跟着起火了。顽军乘着火势，用密集的火力掩护数倍于我的队伍冲上山来。这时我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剩下的也只有五六十人了。我只得命令边打边撤，又伤亡了二十多人。我们退到离石井坑不远的山边，遇见了熊梦辉团长和胡参谋。于是，在熊团长的指挥下我们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就在我们反转身来冲上一个小山头时，我的右腿被顽军的一阵排枪打中了，大腿股骨被打断，负了重伤。熊团长连忙下令撤退，顽军也没有再追。当通迅员把我背回石井坑时，天已经黑下来。

   在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给我看了伤，采取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措施，然后就由团部派人把我抬到一个老百姓家中，放在木床上，还派了一个卫生员来照顾我。没多久，团部军需处来了一个干部，给了二三百元法币，大部分用纱布绷带绑在我受伤的腿部，一部分交到我的手中。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洪副主任，袁主任和纵队首长都知道你受了重伤，很关心。但是军部已决定今晚突围，不能来看你了，派一个卫生员来照顾你，你安心养伤吧！”我说“革命是免不了牺牲的，只要军首长和部队能突围出去就好了，反正我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如果被俘了，我一定会坚持革命，绝不会投降叛变的。请你转告首长放心！”接着，四周山头就响起了更加密集的枪声，我还从门窗中看到了山上的火光，很明显，突围又开始了。正在这时，卫生员给我吃了几颗止痛片和安眠药，慢慢地我就人睡了。等我早晨醒来时，卫生员已不知去向。那家老百姓很好，喂了我一碗稀饭。并把我隐蔽到一座柴草房里，我给了几块钱感谢他们，还请他们买了一床棉絮和旧棉衣御寒。第二天，顽军搜山部队发现了我，抢走了我口袋里的钱和身上的毛衣，并限令民夫把我抬走。这样，我就落入虎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