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内外抗战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但抗战史空间研究领域却鲜有人涉猎。抗战的空间分布，宏观上，主要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空间，二者互为联系，又相对独立存在；微观上，这两大空间又可以细分出机关、学校、工厂、码头、街区、村镇、市集等多种样态。敌我不同政治力量各据这些物理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并于其中建立相应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抗战史的空间研究，既有别于既往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等专史研究，也不同于各种区域史或政区史研究，而是基于空间单位的整体性把握，是对敌我各据不同地域空间进行军事、政治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斗争所产生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的具体实证研究。

　　 “城市—乡村”二元并立的空间结构，加之日军以占领主要城市与交通线为目的的作战特点，客观上决定了抗日战争独特的战争形态，即“敌据城市，我据乡村”及农村包围城市形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一切抗战力量深入敌后与乡村，将广大的乡村自然地理空间转化为抗战的政治与军事空间，使全民族的“持久战”由战略构想变为战略实施。换言之，乡村抗战是中国人民坚持并实现“持久战”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因此，抗战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对于深刻理解和回答中国抗战缘何走向并实现“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敌据城市，我据乡村”：城市战失利后的空间战略调整

　　 1937年底，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中国抗战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主要围绕重要城市、交通干线和战略要地的争夺战，转向以乡村抗战为重心的长期的全面战争。

　　 中国抗战必将获胜，必然要打成一场长期战争，“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梁漱溟：《抗战与乡村》，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这是当时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广泛共识。但国民党选择重要城市开辟与日军交锋的正面战场，如在上海、南京等地组织大会战，意图通过城市战实现持久战，在空间选择上失当。因为城市战仅能在战术上暂时迟滞敌军的进攻，却不能实现战略上的持久战。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党方醒悟：乡村而非城市，乃实施并可能实现持久战的天然合适空间。

　　 而中国共产党一方，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正确研判乡村对于中国人民坚持并实现长期作战、持久抗战的重要战略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报告《论新阶段》，在总结抗战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并详尽阐述了“乡村抗战论”。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于复兴中华民族的立场，对中国国情、世界形势以及抗战态势做出的客观把握、科学预判和规律性认识。他分析指出，中国的抗战是在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他从城乡关系分析敌我态势是：“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那么，“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而且，不能短时取得胜利，他进而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必须反对“速胜论”，“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

　　 毛泽东通过对“乡村抗战”取胜必然性规律的阐释，驳斥了“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等亡国论。其具备以下客观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我方“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的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退步了”，而“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

　　 毛泽东的论述还为乡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指明方向和路径：在乡村广泛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积蓄抗战的磅礴力量，对日军占领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造成包围之势，待时机成熟，对城市实施反攻。如其所述，“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

　　“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抗战及抗战空间格局重整

　　 近代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据此推算，抗战时期中国乡村人口不低于3，6亿人，这是无比巨大的潜在的抗战能量。侵华日军的实际控制，重要城市以下，主要集中于县城、重要乡镇、交通枢纽以及主要铁路、公路和航道，呈点线状分布，而对乡村的控制极为脆弱且有限。华北地区主要城镇以外的多数乡村是其没有也无法占领和控制的，即便是“铁路线两侧一两英里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尚未处于日本控制之下”。相关资料显示，直至1944年，约2/3的山东地域仍掌握在中国手中，日本对该省的控制局限于铁路、公路和水路、城市、城镇和某些村庄，中国则控制着山东的农村，特别是山区、森林和村庄等广大区域。

　　 粗略估算，在超2亿的沦陷区人口中，至少有一半左右处于日军无法稳定控制、无法有效征粮收税、无法推行奴化教育的乡村地区，这恰为我方构筑坚固抗日空间壁垒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时空。在此问题上，国共双方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即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动员乡村力量、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将人民引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相反的，国民党走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走向反对人民、继续反动统治的黑暗前途。

　　 由于执行消极的抗战路线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犹疑反复、战略定力缺失，严重影响了实施效果。由于未能有效深入敌后动员乡村民众开展游击战，其所谓乡村抗战空间主要分布于粤汉—平汉铁路以西战争后方，包括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未被日军占领的西部省份；在华北、华东，仅于个别敌后地区设立游击战区。国统区乡村充当兵源征调、粮食征购、赋税收入以及战时劳役之主要来源地，但国民党各级官僚利用抗战发国难财，贪污成风，破坏了农村经济，加重了农民负担，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特别是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使其变成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正规军队发展到91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220万人以上，已壮大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形成了人民战争必须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1941年5月，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805页）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致美国空军中央调查局的备忘录中承认：“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它已形成一股军事力量，我们应该想办法使它与我们对日战争相协调。”

　　 兵民是胜利之本。由于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到1945年左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根据地覆盖约百分之四十的农村人口，包括晋冀鲁豫边区100余座县城，晋、冀、鲁等地抗日政权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乡村；同期国民党冀察战区兵力从鼎盛时期的10余万人锐减至不足3万人，其对华北的控制主要限于晋南、豫西部分县城及其周边农村，实际控制率不足百分之五。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覆盖了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村，国民党军队对长江沿岸农村的控制率约为百分之二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最大程度地重整了抗战空间格局，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空间体系，将中国人民引向胜利的前途。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空间的重塑与再造

　　 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层面构筑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战空间体系，中观层面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新空间，微观层面建构了以乡村为单位的空间体系，创造了实行持久抗战并取得伟大胜利的稳固战略纵深、后勤保障基地及战略反攻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将庞大的乡村人力资源动员、组织起来，并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空间大整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日军后方，发动群众，建立了大小十余块主要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中国解放区领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其地域范围包括了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19个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而“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空间格局：“沦陷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是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或控制之下；依城市和交通线，但又被中国解放区所包围的，则是广大的沦陷区农村，是处在战争的后方。”解放区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到1945年8月“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九（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打破省界，在空间上实现了跨省区块重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朱德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亦称：“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因隶属关系变动，也有认为可以归为16个，但无疑空间是十分广泛的。

　　 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全新的乡村空间和秩序。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改革，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沦陷区的全新乡村空间。政治层面，建立农村民主政权，把农民从旧政权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其转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力量。经济层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文化层面，推行文化运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大众文艺。社会层面，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农民救国会等乡村抗战组织，开展农民救亡运动。军事层面，在乡村广泛发展民兵等抗日武装，以保家卫国、收复失地。

　　 综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抗日根据地为主体，构筑而成一个宏大的乡村抗战空间体系，广大乡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被广泛动员起来，共赴全民族抗战，从而使中国抗战保持了举世罕见的持久耐力和不屈韧劲。其对日军占领的城市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