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重要关头处理好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非凡的考验，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为政一方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经验，对当前的工作有资政育人的效用。

　　习仲勋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是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正是广东拨乱反正、由乱到治、由闭塞萧条到奋起腾飞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完成伟大的转折，正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在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以其远大见识、为民情怀和高明手法，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其中，他带领各级干部解决“偷渡外逃”这一重大而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在书中的记述既典型又具体，是体现习仲勋政治家风范的一个缩影。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之风迅速刮起，来势猛烈，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以及广州，最严重的县是宝安（现深圳）。偷渡的不光是农民，还有干部、职工，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据统计，仅8月份，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0多人，逃出1800多人。习仲勋和省委对这股势头极为关注，紧急部署进行遏制，到12月份有所平息。但这只是大潮到来之前的预警。1979年春节过后，风潮再起，人数更多，涉面更广，势头更猛。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近3万人。大量人员外逃，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地方基层组织瘫痪，无人种地、无人收割，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医疗站关门。香港的舆论界反应强烈，诬我“政局不稳”、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国际影响很不好。外逃还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偷渡者络绎不绝，收容站人满为患，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1978－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习仲勋在处理这次突发风潮的过程中，有哪些执政理念，又采取了什么手法呢？

　　第一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说来容易做来难。局势突发，势如洪水，怎么保持清醒的认识呢？习仲勋一方面对下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这是制定正确对策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上吃透中央解决问题的意见精神，把握全局，大盘不乱，这是制定正确对策的保证。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认识：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也是在这次考察中，习仲勋了解到被抓回来的人安置在收容站，他不顾天黑，坚持到附近的一家收容站去，有了直观印象，为后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