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吉：中华人文信仰之当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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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吉：中华人文信仰之当代重建

2015-08-19 18: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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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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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类对于自身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与功利诉求，并非仅仅有此一条非理性的自我放纵的消极形态的否定路径，没有另一极的理性的积极的自我约束的否定路径，即人性之原欲之自我升华的路径。这也即是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节欲主义，这也是中华历代精神所信奉与秉承的“中道”，不走极端、力求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当代之中国人文重建，必以人之为人的精神信仰为某种终极目标，又以这一信仰的初步康复为起始条件。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人文信仰复魅的窈窕倩影。然则，人文精神之复兴，必有具人文操守、道义担当、殉道牺牲精神的士君子群体的现代复兴、再造（重塑）方能由虚化实、美梦成真。宗教所标志的虔诚的牺牲、奉献、殉道精神，是人类独有的人文诉求。这甚至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前提、本根。如孔子所谓“天生德于予”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非外烁于我，我固有之也” 。仁义礼智等美德虽然高妙却不离日常生活，是人人皆有的善良根性，而这些良知良能是否表现出来则依赖于社会教化之功，而教化之功的核心功夫却是“正上梁”，诚如孔子所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治国理政并不在是否言之凿凿，而在以身立教，这也正是孔子一再申言君子“仁者，其言也讱”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的秘要所在。
    由是，当代社会必须正视现代士君子群体的再造这一至为关键的环节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
    此此并行不悖的，则是现代规矩体系（道德与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士君子必然（必须）是自觉遵纪守法的人群，必然（必须）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群。然而，伪君子与真市侩则须有法律制度的严惩为其必不可少的硬约束，才能将行止纳入公序良俗之中，“治乱用重典”，遂成为当今社会快速转型期的极需，这也恰是今天强调加强法治建设、追求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所在。限于篇幅，不予详述。
    孔子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求者，人生大道也。所务者，则是通向这条大道的内在根据，也即思孟学派所发微的“内圣”之学。内圣何在？人固有之良知良能耳。
    《论语》记载，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论及人生之内涵，断言第一要务乃“修己以敬”。人生便是朝夕不懈的修行过程。所当修者，首要乃自我身心之和谐、康健。古仁字，从身从心，所标示者无非身心均衡发育、和谐融洽、康健明朗之内在人文生态的积极建构与培育。故仁者——具备仁德之个体，必为自我身心俱健之内在和谐之大德。《大学》发之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为“自明”之学，美德在本质上无须外求，观于万物而内求于自心，是首要之功夫。其求索，必以虔诚为要，是为“修己以敬”，无此内虔诚、自笃敬之态，德必无所出。个体积极地自我修身实无它求，所求者，正是以虔诚的类宗教情怀现实地（虔诚地）追求自我之仁德修养这一理性诉求之肇始，即所谓个体自有之善良根性之开掘、培植，良知良能之激活，有士君子、大丈夫“希贤希圣”之浩然正气之勃发，则善根确立而诸德则顺势而沛然喷涌之机缘造作。观乎孔子一生，即是虔诚的殉道精神的体现、样板。
    以“修己以敬”为肇始，孔子继而强调：“修己以安人”，这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推己及人功夫的开端了。从自我身心的调整、修养，既达至初步康健之境，则有推及与他人的恰当、良好关系的建构之必需，于是人的主体性则升华为“主体际性”，从一己之内和谐而向与其它主体之相互和谐之处境递次追寻。这自是初级层面的主体际性的开展。安人之“人”，乃自我主体之外的其它主体，首先遭遇的便是父母（及祖父母等）兄弟姐妹之恰当安顿，有慈孝（父慈子孝）、友悌（兄友弟恭）之道生焉。亦复有夫妇（有别）、朋友（有义）之伦之衍生，信义之道亦必递相展开。有亲人朋友之至爱情义之滋育，再次，则能推展至“泛爱”（孔子）“博爱”（韩愈）之境界，能幼人之幼而老人之老，享大爱而至无疆，则“修己以安人”，有人生大乐矣。
    人生至此，实幸福不已，是个体相互关系层面仁德推展的极致处。孔子与儒学却绝不以此为满足。质言之，儒学的使命，至此只是铺垫而已。在讨论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之后，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说这话时，孔子的心情颇为沉重，真正要通过美德修养以治理天下，让百姓心悦诚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连尧舜也要兢兢业业、惮精竭虑啊！所以，孔子并非将“德治”看作轻而易举之事，反而视为极其沉重的政治使命与文化使命，连尧舜等圣王都须全力以赴方有缘抵达！然则，固因其难，才有士君子、大丈夫存在（奋然而崛起）之必须。后世虽有论及“三不朽”之生命大愿，在孔子则直如身外之物，实在毫无价值。仁德修养而推展至仁德政治之实现，实则人生至为美丽之风景也，治国理政层面的“主体际性”，亦复是士君子人群（政治精英）道义担当精神的特殊表现和实现，事关人之族群之仁德政治，其至大，则无疆矣。
    我们今天形成返本开新的共识，重返由原始儒家所系统化梳理、弘扬的中华人文信仰，清理精神家园中的荆棘野稗，解冻、激活中华阳刚进取与阴柔包容并取合蒂的人文精神——仁德，从而再造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并从而建构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广义的人伦关系，将仁德内涵所内蕴的“主体际性”开掘、发扬出来，让有德成为人之现实生活的第一需要，并成为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素质资源，复必成就普遍的幸福生活之共同根基。
    精英群体率先重返人性之追求“希贤希圣”的上升通道，引领全体民众走向得体面、享尊严的现代新生活。美德意识、意志与践行力的成为生活的主调。
    由是，当必明了，中华曾自立为中央大国，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盛名已久。今日谈论中华民族之复兴，必有物质基础之重置，更须人文精神再造。复兴之最终落实必是文化的、人文的，而这一文化与人文精神必是引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至善的，而能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粗陋的世俗化趣味收归麾下，驾驭并引领之为新人伦关系的建构服务——提供物质生产等方面的实体支撑。
    个体之生命必依于群体之大命；个体的尊严亦必生于源自本土文化之尊严的恢复与再造，必有物质财富之支撑，更须有对物质财富的超越性驾驭。如是，过去一二百年中，中华人文精神所丧失的主流、主导性文化地位，必失而复得，并以现代性为鹄的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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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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