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我不了解，认识他是1933年。我们湘鄂赣红军，整编时调到湘赣作战，即红十八师，在永新沙市与湘赣红军会合。任弼时是湘赣省委书记。会合后开大会听过他的讲话，他留着胡子，讲话时一手拿喇叭筒，一手作手势，很有政治家的风度。话讲得简明扼要，但非常有分量，教育意义很深。

　　他很关心部队。红十七、十八师会合后力量增强，有6个团，辖一个整县——永新县。他经常来看望部队，关心部队生活。当时我们只有5分钱伙食费，但比湘鄂赣时好，每月还可以分点伙食尾子。从我们角度看，湘赣党政军工作、群众动员、扩红工作都比较好。弼时本人的生活也很朴素。当时食盐供给很困难，国民党对苏区实行食盐封锁，一块大洋只能买5钱盐。弼时作为省委书记，对他最大的照顾是每月多发4两盐。我当时是营、副团级干部，和他直接接触不多。

　　直至长征3个方面军会师后，西安事变爆发，部队统一整编，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那时我在保安。到延安后，我率红二方面军文工团从延安回方面军，经过总部见到彭、任首长，当时他们正在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弼时同志亲自接见了我，对红六军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改编成三五九旅后，也时常得到他的鼓励。

　　1941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王震同志一同去看过弼时同志。同年春，我和何远平同志，率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首先进驻南泥湾，以后七一七团驻临镇，七一九团驻九龙泉，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任中共延属地委书记，延安卫戍司令。任弼时直接指导，他很器重王震。任弼时对部队生产很关心，说：国民党搞反共高潮，封锁我们，我们就要自力更生。教育我们要能吃苦，搞好大生产，克服经济困难，保卫好党中央。后来我们生产搞好了，部队除了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毛主席、彭德怀、任弼时还到南泥湾来视察。我们用自己生产的肉食、蔬菜等来招待首长。西红柿汁炖牛肉呀，很丰盛。毛主席、任弼时同志还喝了九龙泉的泉水。南泥湾河沟盛产甲鱼，飞禽走兽也多。王震同志要我们送些甲鱼给中央首长吃。我们把甲鱼装在柳条筐子里，用骡子驮着，我亲自送到延安。

　　1944年，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南下两湖，远征粤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调集大军围攻我军，我军被迫北返中原，部队驻守在江汉平原，隶属于中原军区。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妄图首先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王震司令员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右路纵队于6月29日深夜突破平汉路封锁线，涉汉水，出荆紫关，渡丹江，翻秦岭，过渭河，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回师延安，这就是三五九旅的“第二次长征”。

　　部队刚进入陕甘宁边区，王震便先到达延安，向中央汇报。金忠藩随王震一起去看望中央首长。见到毛主席，后来又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弼时同志等。弼时同志说：“好几天和你们失去联系，我几天几夜没睡觉！”王震说：“部队边走边打，没有时间架电台”。弼时说：“你们的部队能打仗，打得英勇顽强，回来就是胜利！”

　　三五九旅1944年从延安出发时有几千人，回延安时，伤亡失散，不足两千余人，眼看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即将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王震预见到西北战场将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拼搏。三五九旅的力量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边区人口稀少，兵源有限。他向中央建议派人前往人口稠密的华东解放区去扩军，组建一支新旅，回西北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