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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丽:恋人稼祥
2008-08-13 10:51:15
作者:朱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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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就在这个多事之秋,1932年8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事领导职务,到后方做政府工作了。他心中坦然,但又担忧,谁来代替?谁来当作战指挥员?
  王明在莫斯科高兴地撤下了眼中钉毛泽东,正寻找目前代替毛泽东的职务的人。他想了一个妙法,坐在恩师米夫屋内与米夫商量,只见两笑相迎,两嘴嘻的合不拢。
  “米夫同志!你能同意我的意见,就更好办了,有了我们派去的军事顾问,毛泽东也不敢反抗了!我们就可以实行我们的“御敌人于大门之外”,“堡垒对堡垒,攻打大城市了……”
  米夫频频点头:“你不必说下去了,我无法不同意你提出的意见,我双手赞成。”
  以王明的地位和权力,及其宗派集团的势力,不难获得苏联国家军事机关的允许。批准之后,王明马上派了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到中央苏区,成了王明的代理人。这个李德在德国的军队里当过旅长,军事经验可想而知,主观而拔扈,来到中央苏区,军事权力将独揽,也会高喊:中国革命节节胜利!高潮已来到!老在农村打游击战没有出路,大城市白色区域的工作要大胆开展,多搞暴动!配合苏区攻打大城市!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一概打倒!爱国人士、抗日团体一概不要搞统战工作,打下几个大城市,全国就胜利了!
  李德大喊大叫,与王明同出一辙。后来,有同志讥笑李德酷象苏联的托洛斯基,不仅体形和颜面像,而且在思想上也是同一类型的人。
  自从毛泽东被调离前委总政委岗位后,稼祥心中愤愤然,他单独一人无法挽救危局,除痛恨王明派李德来中国插手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导权外,又担心今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本来沉静寡言的他,更是只顾工作,更显孤立了。
  敌人的飞机不时轰炸江西瑞金,第四次“围剿”即将到来,红军撤至崇南地区应付敌人。虽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后方,但他的军事思想仍深入各个军事指挥员的心目中,他们仍旧采取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虽然每天遇到敌人飞机离地面只有500公尺高,丢下几千磅重的炸弹,可是各路红军将士,仍一如既往斗志昂扬,采取灵活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而且连获大捷,军民额手称庆。
  王明在莫斯科听到第四次反“围剿”大捷,偷梁换柱,据为己功,又向共产国际献媚了。
  一位工作人员送文件给王明,王明拆开一看,脸色发青,原来上海地下组织全被毁坏,白色恐怖严重,暴露太多,年轻的学生们、工人们,上街游行,被敌人机关枪扫射,刺刀刺死,倒在血泊中,死亡极大,临时党中央被迫移进中央苏区了。
  党的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召开,一条极“左”错误路线达到顶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权力,全都掌握在王明等人手掌中。王明等人叫攻打梨川,命令萧劲光执行,结果伤亡极大。打了败仗的萧劲光单抢匹马回来,王明等人对干部施以无情打击,要把萧劲光处以临阵逃脱的罪名,军事法庭立即处以枪毙死刑。王稼祥不但不同意对干部的残酷处罚,也不签字,结果救了萧劲光一命。王明等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正确意见不但不接受,反咬一口,定四人为反党份子,除解除职务之外,还给予无情打击与处罚。而王稼祥极力反对,亲自打电话给博古:“你把邓小平调给我!” 博古不同意:“他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调给你。”稼祥在电话中狠狠的说:“给我,我们总政治部要用他!”就这样,三番五次的向博古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博古没奈何,“你要就给你吧!”王稼祥安排邓小平为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兼《红星》报总编。
  二十二师的方政委,议论“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的缺点,被王明一伙人听到,马上批评,还要开除党籍,解除现职。命令下到稼祥手中,稼祥保留了方政委的党籍,并恢复了职位。
  稼祥抵制了王明等人“一棍子打死”的干部政策,心中欢慰。
  当然不仅只上述两例,王明一伙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例子很多,党内毫无民主。稼祥的心比别人更清楚,更气愤,更要为同志们鸣冤,下决心救国救党,除去党内宗派集团。
  蒋介石反动派以百万兵力企图在1933年冬季进攻我苏区根据地,这就是行将到来的第五次“围剿”,它关系到我党我军的存亡。面临着如此强大的优势兵力,毛泽东提出了卓越的作战方针: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开林立的堡垒群,将兵力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交界的地方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毛泽东反对“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硬拼法,主张以外线作战方针为主。
  王明的亲信李德自命不凡,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五中全会,却不通知毛泽东参加讨论。
  有人声称:毛泽东的这个军事方案,就是要放弃根据地,什么跳出敌人的包围,完全错误。“对!我们要的是内线作战,全面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王明同志的正确指示。”又另有人声称:“应该采取短促突击的军事行动来对付敌人的新包围,它失败了四次,此次亦必胜……”
  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作战方针,就如上述被否定了,而取而代之的是祸国殃民的李德军事顾问的布置和瞎指挥,一场面临敌人的决斗方案,就此错误地决定了下来,一群王明的心腹把持了这紧急关头。
  稼祥在五中全会前被敌人飞机炸伤,伤了腹部,虽只是弹片留在体内,却因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取出而发炎,时好时坏,他带病参加五中全会,又带病参加第五次反“围剿”。而他的内心和他的身体一样疼痛到坐卧不安,无法扭转目前的局势。一次,他发烧至40度,彭医生等开刀引流,在没有麻醉药、羊肠线、盐水、葡萄糖、人血、消炎药的困难条件下开了8个小时的刀。稼祥忍着,一声不叫痛,视死如归,真是英雄。口喊:“不要怕我痛!医生们!只管开下去。”他昏迷过去,一时又悠悠醒来,马克思在天之灵,使稼祥又活了过来。
  稼祥说:“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活着就要工作。”可是,这时的李德、博古全部以错误的“左”倾路线方案施之于实际他首先坚持“不丧失一寸土地,先发制人”来应对敌人的百万大军和飞机、大炮。李德在初期阶段就下令攻打敌战区的阵地梨川以北的硝石和东南方资溪桥,失败后,又采取单纯防御战,与敌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短促突击,以为这是消灭敌人进攻的唯一妙法,置牺牲的同志血与肉成堆于不顾。
  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战败消息不断传来,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赣、川陕区、湘鄂区,以及湘酒赣区全部落入蒋介石的手中。打了一年之久,兵力耗尽,苏区地盘丧失,联想到四次反“围剿”后军民欢笑一堂,人们愈来愈感到无所适从的惊恐。
  我们可爱的工农红军、忠实的可爱的共产党员们牺牲了,从30余万人,剩下只有10多万人了,这一切皆由王明、李德一伙所生祸害,所造恶果。
  红军为了生存,只好在四面强大敌人包围之中,被迫突围。
  突围才有一线希望,这次突围也就是世界闻名的“长征”。
  王明闻失败消息,不关痛痒。他想的是:国内惨败,固然可惜,但作战计划是照抄苏联的经验,是由李德等人指挥的……就这样,国内苏区一片凄惨,伤的伤,死的死……国外的王明每天看戏看电影。
  毛泽东目睹此情此景,心痛、愁伤、冤屈不己,叹错误的人掌权,叹错误的路线害党,更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如何是了,还叹自己毫无发言权。眼见毛泽东瘦了,病了,患上了肺病。
  稼祥带着伤,虽无奈何地思考着,坐在长征路上的担架上想呀想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要如何才能转败为胜。他想到毛泽东的伟大、王明的渺小,这影子跟随着他,两种相异的路线相随着他,他的精神痛苦比肉体带伤的痛苦更大的袭击着他。眼见国民党的前堵后击,天上的敌机投弹,地下大炮不停轰击,李德的嘶喊声暴跳如雷,慌乱中毫无全局准备,命令全军搬家式逃跑,口喊着寸土不让、单纯防御的政策,导致全军支离破碎,全军惨败……他急躁不安,亳无对策。
  撤退的工农干部,个个留恋自己的土地,人人深恶痛绝李德等人的指挥,老百姓挥泪送子弟兵,难舍难分,走一步回头看一看:“回来呀!回来哟!”年老的共产党员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等,对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更是恨上加恨。往何处去啊?不带我们上路啊!嫌我们年纪大了不方便行军啊!留下来,但是!但是!党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家哟!我们不能离开党哟!党有难,我们也不能离开它啊!不!不!不留下啊!党存我存!党亡我亡啊!我们渴望和毛泽东一起上路啊!冲出重围啊!
  上路的先行部队,每走一步,多添一丝惜别之情,与患难与共的老百姓,与那熟悉的土地远离开了,山、水逐渐消失在夜色朦胧里,心也迷离,泪也滴尽。
  几万工农红军向西挺进,在江西的信丰和安远地区,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敌人逃走,丢下不少武器弹药。
  “那么,我俩都坐担架一块上路吧!”
  稼祥与毛泽东俩人一路并排坐担架,只有飞机在空中的盘旋声、机关枪声、叹息声在陪伴着他们。
  稼祥打破深寂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我有一个意见很想向你说出来。”毛泽东:“啊!那好。”稼祥靠近轻声说:“快到遵义城了,我希望趁此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军事领导权还掌握在李德、博古手中是不行的,唉!”毛泽东露出笑容:“啊!你有这个看法,那好,不过……不过,我们只两个人,能行吗?”稼祥忙说:“那我马上去做动员工作。”稼祥高兴地要担架同志快朝前抬,路上遇到了聂荣臻参谋长。
  稼祥:“喂!你怎么也坐起担架来了?何处不舒服?” 聂荣臻说:“我的脚趾带了伤,不能走路哩!”
  稼祥:“啊?我和你说,情况太坏了,这样不行呀!前面到了遵义城,我们开个会吧,要把李德轰下台来,你说呢?”
  聂荣臻正色:“我同意呀,把李德轰下台来,开个会,一定要开个会啊!”
  稼祥笑着,一身的劲,坐回担架找同志,前面遇到洛甫,稼祥下担架和洛甫谈召开遵义会议事,洛甫同意了。又找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同意,那就请洛甫通知到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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